朱少文用过的竹板拓片
相声艺人“联穴”时,如有十个人,都使对口相声,就是五场“活”。而这五场要轮换上场,肯定会出现收入不均的现象,有的场敛钱多,有的场敛钱少。但无论是敛钱多的场,还是敛钱少的场,在收了场子后,敛到的钱都放到一起,由“掌穴”的按照事先约定的“份儿”来分配(行话叫“拿份儿”)。有的可以拿整份儿,即十厘份儿,但也有拿七厘份儿、八厘份儿的……不同的艺人拿不同的份儿,其依据是以该艺人的声望和演技而定。
有的声望大演技又高的艺人,甚至可以拿到一点二份儿,一点三份儿……而尚未出师的徒弟分到的是艺人们分剩下的零钱。这样的分配制度是公正也是合理的。
……
旧社会,对于穷苦的艺人来说,钱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所挣的钱不多,不能得到温饱,且吃糠咽菜。然而,众多的相声艺人对待钱的问题却又是非常仗义。比如,几名相声艺人“联穴”去了外地,如果一人突然有了病,不能再演出了,大家不会忘记他,照旧要给他一份儿钱;如果需要治疗,费用也会从大家的收入中负担;如果需要回家养病,路费则由大家出,有的还要倾囊相赠。再比如,要是有的相声艺人碰上婚、丧、嫁、娶等事,不能按时参加演出,这位艺人要找其他的艺人替他上场,而替场演出的艺人都把“救场如救火”视为己任,毫不犹疑地去做替补,而且演完就走,根本不等分钱,或主动告诉“掌穴”的“挂杵”,也就是把钱仍给有事来不了的艺人。
还有,倘若知道了哪个艺人有了困难,家里已经没吃没喝了,或是遇上了天灾人祸什么的,艺人们就会组织义演,行话叫“搭桌”,也叫“磨桌面儿”,就是整场演出所挣的钱,艺人们全都不要,都交给困难的艺人。这种义演几乎每年都要举办一两次。仅举一例:一次张宝茹因病卧床,家里揭不开锅了。得知了这个情况,许多艺人参加了义演,如张寿臣说了《姚家井》;杨少奎唱了太平歌词《秦琼观阵》;冯立铎、刘立福合说了《黄鹤楼》……评书艺人姚存礼也说了评书《聊斋》中的《画皮》。之后,艺人们到了张宝茹的家,送去了义演的全部收入,解决了张宝茹一家的燃眉之急。
摘自《逗你没商量·生意场上的“人”与“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