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显要位置挂自己当武警时的照片、借警察帽子放在私家车显眼位置……为了防小偷,广州人可谓是挖空心思想破了头。
(1月23日《信息时报》)
我宁愿将之视作广州人的一种幽默创意,恰如陕西农民工贺卡讨薪一样的效用。
这个信息被舆论捕捉,社会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作为社会治安的担责者,应该从中体恤民意的内涵,解决不容乐观的社会治安问题。而就在不久前,广州市一位领导还将社会治安问题归咎于媒体。显然,这种判断充满了偏颇。
广州人均GDP刚越过1万美元的大关,单纯从数据而言,已经跨入了现代化的门槛。不过,国人对之充满了怀疑,关键问题就是民生质量和人均GDP间的不相符合。所谓民生质量大而言之是“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小而言之就是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应该是安居乐业的一个因素。广州居民绞尽脑汁去防盗,显然不能说是安居乐业。因而,广州居民的防窃之招,不仅折射了广州社会治安的窘况,更昭示着广州现代化之路的任重道远。
对于广州社会治安的状况,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解读。省十届人大代表在视察广州各区社会治安情况后,表示广州治安状况为五年来最佳。(2006年12月17日《南方都市报》)而同期在几所高校所做的调查则显示有8成多的大学生对广州的社会治安不满意。
出现治安问题并不可怕,怕的是对治安问题源头的误判。从去年钟南山院士被抢引发的治安争议,到不久前广州市酝酿的拒绝低素质人员准入的人口政策。广州市在很大程度上将外来人口视作了社会治安难题的乱源。且不说这种判断是否正确,但每个城市都必须正确面对人口大幅流动的严酷现实。公共管理部门既不能将这部分人群驱离,也不可将这部分人群边缘化。否则,就会使这部分人群产生逆反心理,造成社会治安的诸多难题。广州作为中国南部最大的城市,又是最接近现代化的城市之一,必须在城市管理上摸索出一套惠及所有人口的新政策来。
同属发达国家,加拿大的外来人口融合政策使得加国城市的治安良好,法国的外来人口边缘化政策则引发从巴黎蔓延至全国的城市暴乱。广州可从上述国家的城市人口政策中得到镜鉴,以求得社会治安状况的彻底好转。
(张敬伟 江苏 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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