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会诊”看病难(图)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代省长林树森谈到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的问题，得到了代表、委员的积极呼应———

　　医疗费用偏高居民不敢看病

　　据贵州调查总队抽样调查显示，2006年贵州城镇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6848.39元，同比增长11.2%，但城镇人均用于医疗保健支出却只有329.77元，下降了18.2%。其中药品费下降10.5%；医疗费下降30.1%。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医疗费用偏高，居民有病不敢看，就医人数减少所致。

　　提起看病，在贵阳工作的陈先生心有余悸。陈一家3口，全家靠他每月2000多元钱的工资维持生活，最怕的就是生病。这几天，对他无异于“祸不单行”，妻子感冒去医院，挂号、各项检查到输液，花了200多元钱。紧接着，两岁多的儿子也感冒，又花去300多元。

　　陈的抱怨是有道理的。昨日，记者在省城几家大医院发现，每家医院门诊部、挂号处、开药处等处都人满为患。一家医院仅挂号费就分几个等级，其中最贵的50.50元，最低的便民挂号，也需要3.5元。为何明知道大医院贵，为何还要选择大医院呢？陈的说法很有代表性：选择大医院放心。

　　那能不能到大医院看病，到药店买药呢？药店药价虚高，也让市民头疼。昨日，记者以感冒为名走访大营路、喷水池等路段的一些药店。药店推销人员无一例外向记者推荐了广告中常见的感冒药，这些药最少每粒都在1元以上，而且不卖零片只卖整盒，一盒药最少需要10多元。当记者表示要买仅售1.5元一瓶的止咳药“岩白菜”时，这些推销人员要么表示药店没有卖，要么就称该药吃了没有效果。

　　市民怕生病，收入不固定的农民工更害怕生病。从遵义来贵阳打工的农民工小朱告诉记者，“小病拖、大病捱”是他们的真实写照。因为赚钱不容易，而看病又贵，所以他们只能用一些土方法治病。如果感冒，就自己用玻璃瓶“扎瓦针”，或者蒙着被子睡觉“出气”。

　　代省长出招解题大力推进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看病难、看病贵”，百姓的呼声引起了省领导的高度重视，代省长林树森在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解决看病难问题提出了要求与措施。

　　他说，2006年全省“大力推进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新增24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参合率达到72.3%，比上年提高近10个百分点，惠及近920万农民群众。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实施，城市医疗救助试点县(市、区)扩大到26个。完成了一批公共卫生建设项目。”

　　在安排今年政府工作时，他要求全省要“把具备缴费能力的企业全部纳入医疗保险范围，切实做好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工作，抓紧制定和完善大中专学生和困难企业职工医疗保险政策”，力争年内全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05万人。

　　他说，“要积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增37个试点县。大力加强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新增15个县达到初级卫生标准。进一步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16个县医院和332个乡镇卫生院。整合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逐步建立城乡医疗对口支援机制和高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定期到基层服务的制度。大力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健全服务网络，完善服务功能，探索建立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城市医疗救助制度，对社区卫生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基本设备配置和人员培训等给予必要的支持。”“切实加大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强化公立医院公共服务职能，新增卫生事业经费70%用于公共卫生和农村卫生。”“加强医疗卫生系统行风建设，整顿和规范医疗卫生秩序，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突出问题。”

　　三大原因导致看病贵

　　江超代表：贵阳市一医党委书记、院长

　　江超说，对城市人而言，其实“看病难”不是大问题，“看病贵”才是一个关系到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大事。“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例子并不鲜见。

　　江超认为“看病贵”的原因来自三大方面：

　　首先，政府对公共医疗卫生的投入不足。医院还是不得不考虑有适当的利润。

　　其次，相当多的人群对医疗需求缺乏认知。“大病进医院，小病到社区”当前几乎是一个空口号，老百姓一窝蜂到大医院。但大医院各种成本高，因而收费高。

　　最后，医院行风建设的问题。有的医疗机构对病人没有合理收费、合理检查。

　　江超建议，政府应让公立医院真正成为公益性事业，告别“企业”时代。医院不愁“饭碗”，老百姓看病费用自然下降。还要大力宣传健康知识，进行就医指导的引导。

　　作为一个中型医院的院长，江超认为，医务工作者首先要有良知，治病救人为先，病人该做哪种检查、该用哪种药，一定要有分寸。一医去年大力开展这一教育，并实施一系列举措加以保障，2006年，纯收入下降3000万元。“但是，这样做值得！”江超说。

　　减少药品中间环节

　　徐仁德代表：赫章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看病难”，难在哪里？

　　徐仁德认为，首先是老百姓缺少看病的地方。现在对医疗机构的投入太少。以他所在的赫章县为例，全县27个乡镇，都有卫生院，而这些卫生院都破破烂烂，勉强维持。医疗设备等不到更新，更不要谈引进高水准医生。“连看病地点都成问题，看病怎么不难呢？”

　　他建议，加大对医疗机构的投入，要做到“乡乡都有卫生院、村村都有卫生室”，切实解决看病地点问题，方便老百姓就近看病。

　　“看病贵”，贵在何处呢？

　　徐仁德说，药品中间环节太多，每一环节都要利益，层层加价，药价岂能不高？应该采取有效举措，减少中间环节，把药价降下来。让老百姓看得起病。

　　徐仁德代表还认为：要简化报账程序。不要让老百姓东边问、西边跑，又花时间又多跑路，影响合作医疗的开展，打击了老百姓对合作医疗制度的信心。

　　全面推广农村合作医疗

　　唐应秀代表：贵阳市乌当区新天办事处白衙村村民组长

　　身为农村人的唐应秀告诉记者，“小病拖、大病捱”曾是当地村民的真实写照，但这种情况在去年当地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来已经不存在了。

　　去年，乌当区开始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唐应秀所在村的农业人口每人交5元，政府补助5元，用作合作医疗保险费。而就是这10元钱的医疗保险费，却解决了村民们看病难的大问题。因为交了这10元后，村民们就可以享受医药费40%的报销。如果村民在村里的医务室治不好的，还可以由医务室作证明到镇医院就医，依此类推，如果再治不好，则可以继续向高一级的医院转院。但其医药费仍然可以按照40%的标准由合作医疗社报销。从今年起，10元钱的医疗保险费全部由当地政府部门补贴，当地老百姓连5元钱都不用再掏了。

　　唐应秀代表认为，尽快、全面在全省范围内大力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解决我省农村人看病难、看病贵的一个很有实效的措施。

　　下岗职工“应保尽保”

　　李贵芳代表：关岭县百货公司下岗职工

　　李贵芳对“看病贵”有着深刻的体会。一同下岗的一位姐妹患了糖尿病，原来胖嘟嘟的人，几个月时间就瘦了下来，见面都差点认不出来。“怎么不去医院呢？”这位姐妹告诉她，家中微薄的积蓄已经用完，只能呆在家中，无法再就医。

　　李贵芳说，目前，相当一部分低收入人群、下岗职工自己交纳养老保险都是一大问题，自己全部负担就医费用就更困难，政府应该考虑把这部分人纳入医疗保险，并做到应保尽保。

　　鼓励医务人才下乡去

　　宋维安代表：原黎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宋维安说，农村“看病难”，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医务人才紧缺。

　　宋维安说，目前，农村很多地方没有好的医生，老百姓看病不好找人。而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卫生院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需要医生的地方没有医生，不需要的地方又过剩。所以政府应该出台相应政策措施，引导、鼓励广大医学专业大中专毕业生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解决老百姓就医困难。

　　农工党提案：优化医疗执业环境

　　对“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农工党贵州省委专门向省政协九届五次会议提出提案，要求优化医疗执业环境。他们认为目前医患纠纷频发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医疗市场化忽视了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医疗机构必须坚持为人民大众健康服务的宗旨和公益性质，不能单纯追求经济效益，更不能以损害群众利益牟利.片面强调医疗走向市场化。

　　医药不分家造成药品虚高，群众看病支出增加。药品统—招标，只是形式改变，招标价仍虚高。卫生部、国家药监局17次降低药品价格，但药厂不愿生产低价药。改头换面，换一个药名，价格就翻番的现象普遍存在。如硫酸亚铁0.2X100S/瓶，原价5元，改名为福乃乐后，每瓶只能服用7天，价格却高达19元。

　　为此他们建议，加强政府职能部门对医疗机构、药品的监督管理力度。督促医院领导对医院内部加强管理，打击“商业贿赂”。对医药广告加强监管，发现违规广告严厉打击。加大政府对基本医疗的财政投入，在明确基本医疗范畴的基础上确保对基本医疗服务需求的充足财政投入。不断扩大医保覆盖面，提高医保资金扶持水平，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让那些确有困难的群体享受平等的基本医疗服务。从政策和法规层面确立公立医院的公共事业性质和社会责任，确保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提高全民的医疗保障水平。

　　多管齐下才能解题

　　孙广煜委员：农工党贵州省委副主委

　　孙广煜说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其实有多种社会原因。

　　从2004年到2006年，农工党贵州省委对此进行调研的情况看，新型合作医疗制确实能够解决农村群众的治病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合作医疗的覆盖率还不到全省的一半，有一些极贫县甚至没有财政资金参与合作医疗。

　　而且合作医疗毕竟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农村医疗基础设施薄弱，医务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在县一级医院以下，本科生寥寥无几。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20%的城市人口，却占有80%的医疗资源。80%的农村人，却只占有20%的医疗资源。城市怎样想着支持农村、国家怎样想着扶贫农村医疗，是值得思考的一件事。

　　在城市，市民也困扰于“看病难、看病贵”。首先是药价虚高，便宜、好用的药现在药厂都不生产了。并且，同一种药品有多家厂家在生产，如贵州就有200多家药厂，有一些药品有多家药厂都在生产，存在扎堆和资源浪费的情况。这就在药品推销上各显神通，恶性竞争造成市场无序。国家相关部门应该在这方面加强管理。

　　另外，城市医疗资源存在“两头小中间大”的不协调发展，如社区医疗，发展得很不理想。

　　所以，要解决看病难问题，应该多管齐下。

　　招标要起到降低价格作用

　　吴立荣委员：九三学社贵阳医学院基层委员会主委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心内科主任

　　吴立荣说，在药品及器械招标过程中，价格空间比较大，价格总是降不下来，存在很多问题。一些药品其实不贵，但是经过几轮转换，价格一下子升了上来。

　　国家物价部门在核定药品及医疗器械时显得很乱，相同的品种规定不一样，差别很大，问题出在多个环节。首先是厂家把价格定得虚高时，地方政府部门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因为这关系到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

　　在我省有这样一种情况，经济发展水平不如发达地区，招标价格有时反而比发达地区的价格还高。希望能够参照人家已经成熟了的模式和价格，尽快把价格降下来。

　　农村合作医疗亟待完善

　　兰书法委员：开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

　　兰书法说，在开阳农村有这样一句话：“不管种庄稼还是打工，不生病就已经赚钱。”这句话深刻体现老百姓怕生病的心理。

　　近年来，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都比较重视农村的医疗工作，农村合作医疗成为一种有益的尝试，正在显现出力量和生机。但是目前投入的资金还有限，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如果能把网点铺开，再在原来的基础上把资金扩大一倍的话，老百姓生病就更能有保障。

　　别让农民吃过期药

　　马贤档委员：毕节地区妇联助理调研员

　　马贤档认为，在农村最迫切要解决的是药品销售的监督管理。

　　马贤档说，许多农村群众，特别是贫困的农村群众，看病通常先找村子或者乡镇的小门诊就医，而不是去医院或者卫生所。一来是图方便，二来图便宜。而现在有部分不法分子从城市市民手中低价收购药品，然后流入农村销售，其中充斥大量的过期药和假冒药。

　　马贤档自己就有过买到过期药的经历。他说，很多农村人口文化程度低、不识字，很容易吃到过期药或者假冒药品，反而加重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