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民意顾问、南京市人大代表、航空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查锦成:我不太赞成用制度规范红包,这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把红包合法化了。红包现象是现在的医疗体制造成的。国外的医疗体制也存在一定的弊端,但是却没有红包现象。
作为患者,也就是被服务的民众,他们有选择医生的权利。政府可以把社区医生推荐给市民,医生被选择的越多,工资就越多,所以,不存在红包现象。我认为,要解决医疗红包问题,还需要有一个过程,关键还是医疗体制的改革。在刚刚结束的市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医疗改革是代表们热议的话题。代表们建议政府能够拿出一部分经费,组成课题研讨班子,研究医疗改革方案,选择一个好的方案向前推行。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了。
本报记者 木 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