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里不三不四的人物

　　据格非的构思，《山河入梦》是《人面桃花》三部曲的第二部。

　　故事发生在1952年至1962年间的江南农村。50年代初，正值少女花季的姚佩佩，承受着历史变故施加于家庭的悲剧，父母双亡，从上海来到梅城投奔姑妈，流落于梅城浴室卖澡票，被梅城县县长谭功达偶然遇见。

这个正直善良的县长动了恻隐之心，几经周折，姚佩佩成了梅城县委办公室的一名秘书。这个故事在历史选择和个人的情感困扰之间穿行。谭功达迷恋于乌托邦的历史激情，计划修建庞大的普济水库，一心要将梅城建成社会主义的桃花源。在谭功达看来，花家舍的安宁、富足，是人类历史上所可能有的理想社会。

　　格非企图去打开历史另一扇门，这是在我们习惯的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叙事中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可信吗？这部小说写出一个乌托邦年代理想主义者的失败命运，谭功达满怀着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向往，那道普济水库的大坝乃是一个时代试图崛起的象征，那是历史的巨大渴望，谭功达企图表达这样的历史渴望，但他实在不是那个时代的英雄。谭功达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历史人物，他身上可折射的历史内容并不充分也不丰富，他确实像是一个历史的局外人。这令人疑心像格非这样的大手笔的作家，何以会写出这种不着三不着四的人物？这与我们过去阅读五六十年代乃至于七八十年代的小说中的人物都很不相同的形象，他的气质心性与他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但他却试图参与这个时代，而且还试图表达狂热的时代意愿。

　　不过，我宁可把格非的书写看成是一次考古学式的勘探，这样的人物可能吗？这不是格非强加给我们的，更有可能是格非试图与我们一起探讨的可能性。格非试图去打开历史人物的另一面：如何被历史裹胁，又顽强地在自我天地中的存在。甚至像身为县长的谭功达这种人物，也都有抵抗历史全面异化的可能性。历史的异化之物也可能在历史之外，也可能在历史之侧。谭功达始终还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物，一个有抱负的软弱的历史的“他者”。这是一个关于大历史中“他者”的故事。

　　但是，阅读这部小说，我还是看到格非似乎是刻意在回避他过去的那种纯净优雅的笔调和语言风格。过分追求故事性和事实性，不得不严重削弱了格非语言所带有的那种审美蕴含。这显然不单纯是一个叙述语言的问题，而是叙述的意向性问题，这样的意向性要向何处还原，是还原为现实事实性，还是还原为思想和美学意蕴。我也感到格非在叙述中始终处于迁就这些事实性和又试图摆脱它们的那种苦恼状态。格非的小说都以包含着秘密著称，这是他曾经从博尔赫斯那里获得的关于小说最重要法则，格非过去的小说都有一个秘密，不可知的而又是读者特别需要知道的秘密。叙述追踪这个秘密，而后破解它或者省略它，让它变成一个更大秘密。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是一部关于“秘密”（真相）的最经典、最登峰造极的书写，本来这是格非的拿手好戏，但在这部作品中，格非并没有施展出来。直到小说的后半部分，在对那个郭从年（驼背八斤）的不断的追踪中，格非惯常的叙事才显示出它的魅力。

　　不管如何，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格非努力走在历史的边缘地带，那是他对历史的理解和新的解释，他的叙事会成为我们面对乌托邦历史重新的思考的另一份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