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十年前被当凶犯执行死刑 真凶狱中申请偿命

　　“凶犯”十年前被毙 真凶狱内申请偿命

　　10年前一青年报案却成“杀人凶手”被处死刑；连环凶手招供揭出惊天冤案，提出“自己做事、自己负责”

　　2006年12月5日，赵志红从看守所递出“偿命申请书”的时候，这起十年前的悲剧并没有完结，反而因此凭添了几分荒诞的色彩。

　　赵志红是“2.25”系列强奸、抢劫、杀人案的疑犯。一年之前被警方擒获，经查共作案21起、奸杀妇女10名；日前，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进行了不公开审理。 但是，由于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只讲赵志红奸杀9人，没有提及另外一名受害妇女，不仅引起了政法界人士的质疑，就连赵志红本人也从看守所中递出“偿命申请”，提出“自己做事、自己负责”，请求派专人重查此案，“还死者以公道，还冤者以清白”。

　　冤者名叫呼格吉勒图，十年前因为被“侦破”的那起命案被执行死刑。

　　对这类涉嫌错判的案件，来自高层的要求很明确：可组织有经验的法院院长及法官“异地接访，换人接办”。

　　在赵志红递出“偿命申请书”后不久，就是2007年的元旦，也是最高人民法院正式收回死刑核准权的日子。死刑核准权的回归，彰显了对司法程序的尊重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但这仅仅是一个新起点。

　　陈年错案浮出水面

　　悲剧发生在十年前。1996年4月9日晚9时许，在呼和浩特市第一毛纺厂宿舍大院57栋西侧的公共厕所内发现一具半裸女尸，警方很快“侦破”此案。捕获的犯罪嫌疑人名叫呼格吉勒图，刚满18岁，家住毛纺大院65栋。他也是“4.09”案件的报案人。

　　呼和浩特和自治区两级法院都认定呼格吉勒图犯了故意杀人罪，很快，呼格吉勒图被判处死刑。“4.09”命案从案发到6月10日呼格吉勒图被枪决，仅仅60天就被“从重从快”地画上了句号。

　　到了2005年10月，赵志红因“2.25”系列强奸、抢劫、杀人案落入法网，先后四次向警方供述当年在呼市毛纺大院厕所内奸杀一名受害妇女，即“4.09”案件的详细经过。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和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负责审讯赵志红的民警告诉记者，2005年10月27日到12月26日间多次提审，赵志红都承认自己是“4.09”厕所命案的凶手，并先后供认、指认了诸如厕所方位、内部结构，被害人身高、年龄、扼颈方式、尸体摆放位置等大量只有凶手才能知道的细节……

　　法院“一审”之后，赵志红递出“偿命申请”，称自己“被捕之后，经政府教育，在生命尽头找回了做人的良知”要求重查此案，“让我没有遗憾地面对自己的生命结局”。

　　究竟谁是真凶？

　　赵志红的主动供述令警方大为震惊。

　　在赵志红供出“4.09”命案后，自治区政法委组成了以政法委副书记宋喜德为组长的“4.09”案件核查组，对案件进行复查。核查组副组长、政法委执法督查室主任姜言文说：“核查组的工作已经结束，核查组有意见有定论，但这不是最后的法律结论，法律结论得体现到法院的判决书或是裁定书上。”

　　自治区政法委核查组关于“4.09”命案的调查结论早已作出，但令人忧虑的是11月28日公诉机关起诉赵志红时，只诉了9条人命，惟独漏掉了“4.09”命案。

　　“法院对‘4.09’案件没有说法，我们没法起诉。”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处长贾原岩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两次与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联系，希望高院领导就“4.09”案件有个积极回应。然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有关人士的态度暧昧，拒绝接受采访。

　　“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法院应当重新审判。”北京大学刑诉法专业博士生褚福民说。

　　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05条，对于这起十年前的“生效判决”，有三个途径重启再审程序：一是做出判决的人民法院，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处理；二是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三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赵志红杀人案的开审使姜言文非常着急和忧虑。“12月4日，我跟宋喜德副书记说，赵志红即使判了死刑，也不能执行，执行了就麻烦了。必须使‘4.09’案子有个法律结论。错了咱们就纠正，没错也得有个理由，要经得住检验！”

　　呼格吉勒图的父亲李三仁，是一位退休多年的纺织工。他与爱人从2005年11月获悉“4.09”命案另有凶手后，拖着病躯每天奔走于自治区人大、政法委、高院、高检、公安厅等部门，希望查明真相。2006年6月，老两口在自治区得不到答复后，又踏上了进京上访路。

　　内蒙古英南律师事务所主任张若冰说：“赵志红一旦被杀，死无对证，呼格吉勒图就会白死了。”

　　错案本可能避免

　　“核查组已经有了结论，以法律的术语讲，当年判处呼格吉勒图死刑的证据明显不足，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冤案。”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副书记胡毅峰说，“但政法委不能改判，得走法律程序。”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主任林维教授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在最高法收回死刑核准权之前，死刑案件的二审程序往往与复核程序合二为一，死刑复核程序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

　　此前，死刑核准权部分下放地方高级法院20多年，在对震慑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起到了不可忽视作用的同时，也导致了死刑核准程序上的简化和量刑标准上的不统一，甚至在一些时候成了滋生冤假错案的土壤。

　　据知情人士介绍，最高人民法院以往核准的死刑案件中，纠错、改判的比率相当高。佘祥林案、李久明案、杜培武案、滕兴善案等等，这些冤假错案都曾震惊全国，并推动了最高人民法院从2007年1月1日起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使慎杀少杀的死刑原则在实践中得到更多体现。

　　剥夺一个人生命权的死刑，应该是过程最严格、最缜密的司法手段。虽然怎样严格的司法程序都不可能根绝错案产生，但法律界也存在这样的共识：法律剥夺一个人生命的过程越复杂，通常也就意味着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伸张，更意味着冤假错案的几率将被降到最低。

　　“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来得太快的‘正义’也未必就是正义本身甚至可能带来更大的恶。”林维说。

(责任编辑：王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