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师背负强奸罪蒙冤16年 欲申请百万赔偿

　　16年前，河北曲周县教师徐计彬因“强奸罪”蒙冤获刑8年。当初认定他为“强奸犯”的依据是徐的血型和通过化验现场遗留精斑的血型均为B型。

　　徐一直坚持自己被冤，出狱后仍到处申诉。

　　2005年12月，在全省公安大接访期间，徐被鉴定出血型为o型，次年被判无罪，当地媒体和中央电视台予以报道，近日，徐计彬被安排重返教师岗位，并提请140余万元国家赔偿。

　　但对于这名逝去16年时光的农村教师而言，心理和生活的重创已难以愈合。

　　徐计彬面色萎黄，站在屋檐下发呆。她妻子说，最近几年，他总这样，有时馒头蒸好，喊两三声“吃饭”他也不答应。“平反后，他的毛病越来越多。夜里常失眠。”

　　河北徐街村教师徐计彬曾因强奸罪被判入狱8年。刑满后，他用8年时间为自己平反。去年7月28日，河北曲周县人民法院判决徐计彬无罪。

　　去年11月，曲周县教育局、人事局为徐计彬恢复了民办教师工作，同意转正为国家教师，并安排徐去曲周四中上班。但徐计彬遭受的伤害并未就此结束。在刑满后的8年里，徐计彬和他的家人一直生活在村民异样的眼光中，“在农村，强奸是最丑的事。”

　　现在，徐计彬每周都会去趟邯郸，他已向邯郸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并要求查明导致冤案的原因，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最后结果会如何，徐计彬也不得而知。

　　O型血化验成B型血

　　1990年指认徐计彬为罪犯的重要证据是，化验出他为B型血，但事实上徐计彬是O型血。六个土黄色的馒头在黑乎乎的钢精锅里，冒着热气。徐计彬一家已经有四个月没吃肉了。

　　一些发黄的判决书，和刚打印的国家赔偿申请书，散落在旧沙发上。因为这个案子，徐计彬耗尽了他所有的青春年华。刚入狱时，他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如今已有四十多了。

　　那是在1990年底的一个清晨。徐计彬隔壁家发生一起入室案，女户主尚某被人强奸。案后，尚某指认徐计彬是施暴者。尚某的丈夫徐长恩是徐计彬的堂兄。结婚四年的徐计彬已分家单独立户，正忙着盖新房。当时原告指认徐计彬的重要证据，是因为化验出他的血型是B型血。而通过化验床上遗留着的精斑，发现该男子也是B型血。

　　“可我明明是O型血。”2005年12月10日，徐计彬在曲周、邯郸等多家医院验血，结果都为“O”型。

　　“1990年，事发后，我被抽血化验。那时办案人员说我没事了，因为和我血型不一样。”徐计彬回家后不久，突然又被警察带走，说血型对上了。“我只是被抽了一次血，怎么会化验错呢，我怀疑有人在里面捣鬼。”

　　徐计彬说，在1992年8月22日一审开庭时，他就提出原告编造谎言告假状，“可是法官偏听偏信，根本对我的要求不予理睬。”

　　徐计彬现在请求国家机关依法查明导致他冤案发生的真正原因，依法追究当时有关司法人员的渎职行为；并依法追究徐长恩等人的诬告陷害罪。

　　村里人的集体疏远

　　村里人都觉得，一个人一辈子都不能犯“强奸”这样的错误，所以很多人不敢和有污点的徐计彬说话。

　　1月27日，记者三次前往徐长恩家，都没能见到徐家人，门上总是上着一把锁。村委主任王子房说，最近找他们的人多，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村里人说，没出事前，徐计彬和徐长恩家就因宅基地发生过矛盾。那时，两家人为了7寸宽的宅地动了手，有人住了院。徐街村村委主任王子房回忆，自那以后，这对堂兄弟就再也没有说过话。

　　1992年8月23日，法院判定徐计彬罪名成立后，村里人对他们家开始日渐疏远。邻居张振祥说，老百姓当然相信公安机关和法院，“他们认定的不应该有错”。徐计彬说，“是法院判的，村里人哪能不相信，他们就当我是强奸犯，慢慢疏远我，也不再和我说话。”

　　在众多人的眼中，强奸比打架、盗窃更丢人。徐计彬曾经听到村里人这样说，“徐计彬是一个强奸犯，不要和他说话，离他远一点。”和一个有强奸罪名的人说话，感觉自己也没脸。包村干部刘永杰说，在农村，邻里之间特别看重这样的事情，觉得一个人一辈子也不能犯这样的错误，所以，很多人不敢和有这样污点的人说话。

　　有一次，徐打算给自家菜地浇水。水到地沟边，邻地人家许强不让过水。许强说，不让他过水就是因为徐计彬是个强奸犯，给这种人提供方便就是同流合污，所以不让过水就无话可说。后来徐计彬一家为这事找到村里请求帮忙，但村里也没有过问。最后，还是通过另外一个乡亲的麦地过了水，才救了自己的麦地。徐计彬现在想起这事就有气，背了一个本不该属于自己的罪名后，他的很多权利全部被剥夺了，没有说话的权利，也没有辩理的权利。

　　现在，他感觉自己每天都是夹着尾巴过日子，处处小心，就连走路也不敢和别人抢道。今年冬天，徐家的麦禾被人割去了好一大块。他报了警，最后也不了了之了。徐计彬的妻子姚凤珍如今说起这事时，眼里还会流泪，“就是这样一个错案，让我们一家彻底改变。”

　　冤屈后失地与失业

　　因为服刑，徐计彬少分了一亩多地，并被学校开除了公职，全家的生活只靠妻子种地支撑。徐家并没有真正的伙房。做饭、睡觉都在一间屋子。刚进屋时，满屋子的煤炭气味闻起来让人有些眩晕。屋里的气温和外面相差无几，很冷。

　　徐计彬被冤入狱前，这间屋子只盖了一半。入狱的第二年，因患肺炎徐计彬被获许保外就医。那一年的五月，他才用散在门口场子上的砖瓦材料盖成了房子，勉强住人。

　　盖好房后，徐计彬正好遇到“五年一变”的土地改革，所有耕地全部打乱，然后集中起来重新划分到户。在那次变革中，徐失去了自己仅有的一亩多地。

　　已当了两年多的村主任王子房后来说，那时，已保外就医的徐计彬仍有罪在身，按照曲周县出台的文件规定，1997年刑期未满的和超计划生育的都不得土地。

　　1999年服刑期满，徐计彬找到村委会，要求得到自己的土地。徐计彬回忆，那时村干部说村里已经没有多余的土地，也找不到空地，所以只有等到下一个“30年土地不变”之后看情况再说。

　　徐计彬说，事实上那年土地调整后，一些有超计划生育的乡亲补了罚款钱后还是分到了土地，但唯独只有他依旧没有得到土地。如今徐家的生活全靠着妻子姚凤珍的一亩几分地，一年下来能收800多斤麦子和800多斤玉米，全部收入不足千元。出事前，徐计彬是曲周县河南疃第二疃小学民办教师，教高年级数学，兼班主任。当时就是大专学历的徐因教学成绩优秀，多次被评为县模范教师。出事后，徐计彬被学校开除了公职。“我真的对不起妻子和孩子。”徐认真地说，自从法院错判后，他的前途全部没了———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没有政治前途。

　　本来错案受冤，经济拮据，加上徐计彬患肺炎，徐家日子过得清苦。去年秋天，会一手农活的姚凤珍用两分地种上100多颗大白菜。她说，“这些菜足够一家人吃一个冬天。”

　　重返教育岗位

　　一位村民怀疑曾经教小学的徐计彬能否胜任初中教师，徐计彬说现在教初三可能会有问题平反后的徐计彬已被县教育局、人事局安排到河南曲周四中工作。1月15日，他去学校报到，但还没有开始正式上班。

　　该校副校长徐东平说，考虑徐计彬刚刚平反，又正在办国家赔偿之类的事情，加上他的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又逢上快过年了，所以学校批准他在家休养一段时间，待春节后正式上班。

　　徐东平曾是徐计彬的同学，“我们曾一起在电大上课。”

　　电大毕业后，徐计彬于1989年在民办小学任教，并兼任乡总校团委书记，次年被发展为中共预备党员。按照当时民转公的规定，电大毕业的民办老师，全部可以转成公办教师。

　　徐说，和他一起电大毕业的同学，只要是从教的，全部转成了公办教师。十几年后，发展最好的已是副县级干部。

　　“如果不是这起冤案，我至少能当上一名小学校长。”而现在，徐计彬还只是名国家教师，从2006年12月开始，他有每月954元的工资。至于教哪科，还需进一步协调。一位叫汪清的居民怀疑，徐计彬以前是教小学，现在改教初中，他到底能不能教好学生还是一个问号？

　　徐计彬曾向包村干部刘永杰说过，如果让他马上教初三的课，他恐怕还一时摸不准，教不好。如果教初一的话，毕竟和他曾经一直带的小学高年级课程比较接近，他自己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申请国家赔偿143万

　　徐计彬现在每天都在整理申诉材料，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但请求仍未正式立案。徐计彬蜡黄的脸庞上满是胡楂子，两眼深深凹陷，眼球布满血丝。同学徐东平说，徐计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至少大十岁。

　　徐计彬排行老四，上有三个哥哥，下有一妹妹。姚凤珍说，因为丈夫被错判，这些年日子过得苦，家里没有添置任何东西，最值钱的还是结婚时买的一架座钟，但还能用，秒针吧嗒吧嗒响个不停。

　　二嫂康东芹说，以前老弟徐计彬既是团书记，又是县模范教师，他讲课学生喜欢听，家长也满意，工作格外卖力。“现在，说话时连看别人的力气、勇气都好像没有了，也不到哥哥家走动了。”妻子姚凤珍说，那以前，徐一直坚信自己没有罪，更不可能被判刑，当刑期判下来，他很失望，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判刑后不久，他亲口对我说，你还是走吧，去找一个更好的人家，他不想连累我。”

　　现在，徐计彬每天的事情就是整理申诉材料，收集有关自己的报道，然后去邯郸、曲周继续递材料，希望有关部门早日受理。“如果赔偿到位，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孩子和妻子买点新衣服。”

　　拿着两个孩子的合影照，徐计彬的眼睛开始有些湿润，两个孩子自小就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全部是亲戚朋友送的，如果有钱一定给他们卖点衣服。“包括还给妻子买。”

　　为15年冤屈，2006年8月9日，徐向邯郸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143.44万元，其中精神损害赔偿100万元，因判刑丧失8年工资损失12万元，30年失去土地损失6万元。

　　徐计彬自己也知道，申请精神损害赔偿有点悬，毕竟国家并没有相关法规依据，如果能把申请数额的零头43.44万赔到位他也就心满意足了。

　　据了解，目前徐计彬的请求仍在审理中，有关部门还未正式立案。在徐计彬看来，这些请求并不过分，相比被冤15年，他内心受的伤远远更深，更痛。“如果有关部门不受理，我会每个星期去，只要还剩最后一口气。”（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