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赔程序复杂成用人单位手段 农民工工伤索赔难

　　用人单位利用程序 拖

　　农民工欲工伤索赔 难

　　新闻快读

　　农民工在工作中受伤，其索赔要经劳动关系确认、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接下来的是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保险待遇，程序复杂而漫长。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律师们发现，从劳动关系确认到申请工伤保险待遇，全部程序走完总共要3年9个月，算上延长期限可达6年7个月。

　　专家们认为，一方面，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经济实力不足的农民工来说，很难搞清和走完这样的法律程序。另一方面，用人单位能拖就拖，在某种程度上把法律程序当作拖垮农民工的办法。

　　索赔程序复杂愁煞专业律师和当事人

　　用人单位利用正当法律程序能拖就拖

　　法制网记者 陈晶晶

　　左尺神经完全断裂，左正中神经完全断裂，左手肌腱完全断裂，左尺动脉完全断裂。温振其坐在记者面前，左手戴着厚厚的棉手套。即使把这只手剁掉，他也不再会有任何知觉。

　　两年前他还是北京一家歌舞厅的保安，却被深夜闯入的歹徒用刀砍成现在的样子。为了索要工伤赔偿，温振其两口子靠每个月两三百元钱的收入在北京苦熬，妻子四处求助，一个夏天走烂了3双布鞋。

　　“到底是工伤啊，我们就想让老板能再赔点钱，能再给他做次手术，完了我们就回河北老家去。”妻子忍不住地掉泪。

　　这不过是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110多个农民工工伤援助案例中的一个。1月30日，工作站的创始人佟丽华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农民工工伤案件远没有欠薪案件多，但其办案之艰辛、讨要赔偿之复杂，大大难过了欠薪案件。

　　“现行法律对农民工工伤索赔的程序规定，复杂到连专业律师都搞不清。”佟丽华说。

　　一年多的劳动关系认定

　　工伤索赔，首先遭遇的就是劳动关系认定。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曾对去年10月8日至今年1月8日3个月内援助的45件农民工工伤(人身伤害)案件做过样本分析，45个案例中只有5人有劳动合同，其中2人还是由用人单位保管劳动合同。

　　2005年6月，山东曹县梁楼村的小尹在北京某街道办事处城管科绿化队工作时，碰到了院子上方的高压线，结果被电击伤，丧失了劳动能力，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在向绿化队求助无果的情况下，从2005年12月起，小尹的母亲和弟弟开始找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工伤认定。劳动局提出应到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人事劳动关系仲裁；人事局则又认为还是应去申请劳动仲裁；两人再次回到劳动局又被要求提供劳动关系证明。直到今年6月底，小尹才拿到了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劳动关系证明。

　　据了解，目前确认劳动关系首先要依法经过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委员会自收到申诉书之日起7日内作出受理与否的决定；仲裁庭处理劳动争议，应当自组成仲裁庭之日起60日内结束，最长可再延长30日。

　　根据现行法律，对劳动仲裁结果不服的还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提起诉讼。按照一审一般需要6个月22日、二审一般需要4个月15日的时间计算，一个农民工仅仅为了确认劳动关系，就要花去1年1个月的时间。考虑到延长情况，这个过程最长可达2年2个月。

　　佟丽华说，对于受了工伤的农民工而言，每一天的生活都异常艰难，而这样长达1年多的劳动关系认定过程却仍在合法框架下。按照国务院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农民工签订劳动关系合同的比例仍不过10%左右，这怎能不令人担忧。

　　一年多的工伤认定

　　确认了劳动关系，农民工终于可以到劳动局工伤认定部门请求工伤认定。当一方对认定结果不服时，他们又将经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一审、二审，然后才可能获得工伤认定部门的重新认定结论。新的结论仍不排除重复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过程的可能。一位律师说。

　　在2005年3月事发后，温振其先经过了劳动仲裁和一次民事诉讼，当年12月29日由法院确认了温振其与歌舞厅的劳动关系。直到2006年4月底，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对其作出了工伤认定，确认伤残四级。

　　但歌舞厅老板对这次工伤认定不服，2006年9月向辖区人民政府提出了行政复议。2006年10月，政府行政复议结果维持了工伤认定的结论。此时距离事发已经过去了一年半。

　　据了解，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决定；对工伤认定不服的，还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一审、二审。时间一般分别为125日、3个月22日和2个月15日。整个工伤认定的程序走完约1年，算上最长延长期限，可达1年4个月左右。

　　“这些程序仍是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援助站在实践中还遇到过不少用人单位不予配合的情况。如劳动部门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后，单位自行扣留工伤证，再以各种理由拖延，甚至要求农民工再次劳动仲裁，使工伤认定环节的时间也越拖越长，农民工苦不堪言。”佟丽华说。

　　半年的劳动能力鉴定

　　据记者了解，有了工伤认定结果之后，农民工往往还需要再到劳动能力鉴定部门进行伤残等级鉴定。这个过程可能要花去农民工小半年的时间。

　　天津北王庄村的小于在打工的第七天，被机器吞噬了左臂。他的索赔也成为一起复杂的工伤案件。2005年7月，案发后5个月，小于和父亲在援助律师陪同下找到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伤残等级鉴定。

　　经过援助律师的反复协调，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才最终同意鉴定。律师按工作人员的要求费尽周折填完11页的申请材料后，得知小于要等1个月左右才能取鉴定结论，因为鉴定委员会规定，每月只在月初10日收鉴定材料，每月中旬10日为鉴定时间，而本人参加鉴定之日起15天后才能取鉴定结论。

　　参与此案援助工作的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执行主任时福茂告诉记者：“在劳动能力鉴定环节，如果走完两次鉴定程序，一般需要四个半月，最长可达六个半月。申请鉴定所需填写的各种表格之复杂、要求之严格，连律师都会觉得吃力，更不用说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工了。”

　　成本由谁来负担

　　复杂漫长的劳动关系确认、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有多少受了工伤的农民工家庭能够撑到这一步？何况接下来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保险待遇，可能需要再一次经历劳动仲裁、民事诉讼一审和二审。佟丽华说，原本是为了方便办案，但当整个工伤待遇索赔的法律程序表整理出来的时候，援助站的律师们都哑口无言了。从劳动关系确认到申请工伤保险待遇，全部程序走完总共要3年9个月，算上延长期限可达6年7个月。

　　“虽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要走完全部程序，但在现有法律规定中却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佟丽华告诉记者。

　　“在某种程度上复杂的法律程序已成为用人单位拖垮农民工的办法，毕竟这是合法的。”时福茂不无忧虑地说，“但这三四年下来，农民工的生活费、医疗费、误工费等成本，包括行政司法机关处理案件的工作成本，又由谁承担呢？”

　　佟丽华说，从实践中看，现有工伤索赔法律程序本身的复杂，加剧了用人单位将自己本应承担的责任推给农民工家庭和整个社会。用人单位的逍遥和工伤农民工的艰难，正是立法者所需要深思的。

　　法制网北京1月30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