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频发我们该如何监管药品

　　1月24日，中国广播网公布国务院常务会议就郑筱萸案所作的初步定性，认定这是“一起严重失职渎职、以权谋私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件”。郑筱萸在药品监管工作中，严重失职渎职，利用审批权收受他人贿赂……

　　巧的是，就在当天，广东佰易药品涉嫌携带丙肝病毒的事件也有了进一步的消息，据报道，早在去年8月，该公司就因严重违规采血被广东省卫生厅通报整顿，但对于佰易的监管，佰易属地韶关市药监局人士透露，“虽然企业也是属地化管理，但主要的监管责任在国家药监局和省药监局，我们日常监管没有那么细。

　　不管是佰易的“丙肝病毒”丑闻，还是此前的安徽劣质奶粉事件、苏丹红事件、欣弗事件、华源事件，或者是作为国家监管药品和食品生产经营秩序的最高机构里的腐败窝案，人们听到这些接踵而至的坏消息，不仅感到愤怒，而且有恐慌之感。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不吃食品，任何人也不可能不因病打针吃药，万一碰上那些致命的假药或者劣质食品，倒霉的就不仅是浪费了钱财，而且有生命之忧。

　　正因为食品和药品对公民健康和生命安全联系密切，国家对食品特别是药品生产经营实行了严格的准入制度和监管制度，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是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承担着这一监管职能。但现在人们发现，承担公共安全利益守门人职责的这个局里，居然就有一伙贪渎的猫，他们和老鼠们狼狈为奸，危害公众健康。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真理在药品食品监管领域也不例外，而中国目前的情形，恰恰就是政府少数官员拥有对药品食品监管的绝对权力，因此，如何分散这种权力，或者设计一种更为合理有效的食品药品监管权力机制，以防止因权力过于集中导致腐败而给公众带来安全威胁，就是郑筱萸案件之后，国家应当检讨的重点内容之一。

　　在中国，没有任何法律和制度明确除药监局之外的机构对药品食品的监督权，所幸中国的媒体非常职业和敬业，在已经发生的奶粉事件、欣弗事件、苏丹红事件、华源事件等案件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过去两年间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药品食品质量问题事件之所以能够成为公共事件并迫使有关部门查处，不是药监局的功劳而媒体的功劳。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了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国药监部门对药品食品监督的无力甚至是渎职，国家也许应考虑改革药品食品监管机制。笔者建议，应当尽快建立多层次和多重的监管体制，在政府系统内，赋予各级卫生行政、质量监督、药品食品监督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监管职权，同时，促进药品食品生产企业的行业自律，赋予行业协会以类似于律师协会一样的调查权和处罚权。与此同时，发挥专家在药品监管中的咨询作用，建立一支咨询专家队伍，确认他们对药品质量的公众话语权，此外，允许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民间组织以及新闻媒体对药品食品质量自由监督。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药品食品的监督，国家的第一要务不是效率而是安全，因此，多设几重岗，哪怕给药品食品企业带来更多的麻烦，宁可错监督一千次，也不能放过任何一次安全隐患。这就是国家应该在郑筱萸案后的检讨。（黑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