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薪的企业也是“民工”

　　又近年关，又到一年讨薪时，又有民工“跳楼秀”不时曝光于报端，“黑心老板”也照例成为被口诛笔伐的对象。

　　我相信选择“跳楼”的民工心中的无助与绝望，我也相信总有些“老板”用“黑心”来形容仍不足以形容其卑劣。

　　近日《海南日报》披露了这样一条新闻，家住海口琼山区的民工王先生，今年又向他原来的老板讨要10年前的工钱。与我们想象中的讨薪不一样的，王先生与吴老板在这10年中已经成了患难与共的“讨薪朋友”。只不过，王先生是向吴老板讨要工钱，吴老板则是向政府讨要工程款。为什么一项全县瞩目的市政工程10年也不结清工程款，我不太清楚。但政府工程款10年结不清，民工的工钱也一样10年难结清。

　　拖欠企业工程款的当然不仅海南一地。2005年媒体披露的一组数据表明，其时全国拖欠的1780亿元工程款中，各地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所拖欠的工程款就已高达700亿元。假设这笔欠款中有民工工资70亿元，而每个民工又被企业拖欠1万元，那么，全国受此欠薪链条影响的就达70万人；如果每个民工平均被企业拖欠5000元，那么，全国受此欠薪链条影响的就将达到140万人。

　　这样的数字分析也在警醒着我们，在不断涌现的欠薪纠纷中，固然有一些企业确属恶意欠薪，但相当多的企业还是像吴老板一样，深陷在欠薪的怪圈中难以自拔。企业之于政府是“讨薪”一方，于工人它们又是“被讨”一方，一个讨薪链条已然清晰可辨，在这个互为依赖的支付链条中，只要某个环节发生问题，紧接下来的薪金支付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问题。而恰恰容易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又多是处于链条最顶端的政府。几年前轰动一时的“总理为农民讨工钱事件”中，表面上拖欠熊德明丈夫工钱的是包工头，但欠薪链条的顶端却是云阳县政府。总理的介入解决了一宗个案，却无法解决政府欠薪的大盘口。

　　人们常常将发展中的中国比喻为一个大工地，在这个超级大工地上，最大的发包方就是政府，最大的民工就是企业。如果我们将欠薪问题仅仅看作是一个社会问题，因而需要欠薪链条中的中间环节来独自承担起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那么在给民工带来公平的同时，不公平又相伴而生了。欠薪问题应该得到解决，更应该得到公平解决。解决欠薪的正常途径必然是维护支付薪金链条的畅通，而且必须是从上至下一路畅通。民工的权益应该得到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同样应得到保障。解决欠薪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但首先需要的是政府依法按时履行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