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泛娱乐化时代，是什么力量使《百家讲坛》这个学术味、文化味浓郁的电视栏目，不仅掀起了一股收视热潮，催生了一批电视学者，还成为引人深思的文化现象？
《百家讲坛》也曾遭遇过收视率几乎为零的尴尬，也曾面临过“末位淘汰”的生存危机，也曾品尝过转型失败的苦果。
2001年7月9日，《百家讲坛》随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一同诞生。早期的《百家讲坛》更像是一部电视版的“百科全书”，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到饮食起居、养生保健，只要与学术领域沾边儿，都在栏目的选题之列。
选题虽然很杂，但那时候《百家讲坛》的门槛也绝对高，能在其上开讲的人都是学术大家，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周汝昌、叶嘉莹、霍金，这些鼎鼎大名的学者均位列在早期《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名单之上。
2003年是《百家讲坛》最为难熬的一年。为了寻找突破口，《百家讲坛》栏目组曾四处学习。尽管上上下下都铆足了劲，但收视率仍然与《读书时间》、《美术星空》一起徘徊在科教频道的最末几位，有时甚至接近于零。而此时，央视推出的“栏目警示及末位淘汰”考核机制，已经把收视率的鞭子高举过了头顶。
就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百家讲坛》却出人意料地迎来了它期待已久的转折。
2004年5月，由著名清史专家阎崇年主讲的《清十二帝疑案》在《百家讲坛》刚一播出，便受到观众的热烈追捧，收视率一路飙升，持续在科教频道一周收视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是什么定格了观众的遥控器？作为《百家讲坛》的第三任制片人，万卫在2004年9月一上任，就把《清十二帝疑案》作为“范本”仔细研究了一番。他感到，在“戏说”充斥荧屏的同时，观众探究历史真相的愿望变得更为强烈，而在这时，有魅力的主讲人以不断设置“悬念”的独特方式“正说”历史，自然吸引了人们的视线。
阎崇年的救场成功，也让《百家讲坛》栏目组看到了希望———在追求华丽、炫目、喧哗的大众娱乐时代，高品位的学术栏目不仅有生存空间，而且有可能活得灿烂。
在牢牢守住学术底线的同时，《百家讲坛》开始了一次针对性极强的调整。调整的方向就是两个字———“架桥”，架一座让专家、学者通向大众的桥梁。
《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大多是编导们到全国各大高校“淘”来的。“学校会推荐一些在学术上过硬的老师，然后请他们每人对着摄像机讲10分钟，这是测试老师的表达能力。通过这关之后，要与主讲人研究选题。首先请他们试讲自己最熟悉的课题，试讲会录制，但不播出，供栏目组进一步研究，这个环节的淘汰率非常高。这一关通过之后，我们再坐下来共同研究，选定一个非常小的主题，通常只有四讲五讲，播出之后以观众的反应来最终确定由哪位老师来讲什么选题。”
还有一些主讲人，则是凭着编导们一双双训练有素的“慧眼”发现的，易中天就是其中一位。
因为其著作《读城记》的广泛影响，凤凰卫视找到了易中天，请他上《纵横中国》系列节目。《百家讲坛》策划人看到这个节目里的《湖北篇》时，别的嘉宾学者都一本正经，只有易中天大讲武汉街头的热干面，让编导们眼前一亮。易中天与《百家讲坛》一拍即合，从《汉代风云人物》一直讲到《品三国》。
如今，《百家讲坛》已是家喻户晓，毛遂自荐的学者越来越多，但《百家讲坛》丝毫不放低要求：一要学识、二要口才、三要风范。如果讲课不吸引人，即使是再著名的专家，有再好的学识，也不予考虑。
(据《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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