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前天大盘的暴跌更像是一次壮士断腕般的“自残”:“自残”的对象是指数和市值,“自残”的起因来自股指调控压力,“自残”的实质则是市场以极端的“硬着陆”方式回应这种调控“威胁”。
追根溯源,大盘的这种“自残”仍旧是一种政策市的“病态”呈现,后者直接导致前天暴跌突然降临时,整个市场不分青红皂白地胡乱杀跌。
在一个成熟理性的市场,大盘决不会因几个“专家”的论调就轰然坍塌,个股更不会出现“杀敌一万、自损三千”这样的盲目戕害。但在中国,就有这种可能———只因此前,市场已嗅到了监管层呼之欲出的调控气息。几乎出于一种多年来练就的“本能”,主力最终以唾面自干式的激烈反应向监管层表明心迹。
这种暗示其实早在大盘连创新高后就已在潜滋暗长。首先是新股扩容的加速。新年以来,证监会发审委平均每4天召开一次涉及IPO项目的发审会,从报材料到上市挂牌最快仅需50多天,而中小板企业从过会到挂牌上市的时间间隔也大为缩短。与此同时,土地增值税政策的出台直接导致地产股整体回落,一定程度上也有“借题发挥”之效。
此外,银监会将于春节后查处违规资金入市以及加息即将到来的预期,都在市场上营造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加上吴敬琏、谢国忠、罗杰斯等“唱空派”你方唱罢我登场,最终凭着成思危的一席话完成了对大盘的“最后一击”。
平心而论,政府的盛市危言并非危言耸听,专家的连牍劝诫也未必是恶意中伤,但市场的反应之激烈却超出了想象。本质上,这正说明政策市的“病灶”已入膏肓。
十余年来,中国股市的政策市“征候”从未弱化过。1999年之前,大盘几乎完全受政策掣肘,其涨跌过程常与政策出台的时间一一对应。1999年后,尽管市场化有了一定进展,但政策的“一阳指”仍不时点中市场的大穴。
客观地讲,在中国股市发展初期,由于制度构建的滞后,政策相当程度上起到了抑制过度投机与活跃市场的作用。但监管层及投资者的政策依赖也由此发端———正因为政策能立竿见影,这给监管层与投资者一个错误信号:似乎只要出政策就能让股市“听话”,就能力挽狂澜;至于制度构建则变得可有可无。但问题是,政策未必每次都能摸清市场这匹“烈马”的脾性,由此引发的尴尬亦为数不少,当年“国有股减持”出台后的舆论大哗就是一例。
一个更负面的影响则是:本应作为正常市场行为的股指波动越来越受到监管层的特别照顾。在不断变换着“救火队”与“吹风机”这两个角色的同时,监管层也逐渐沦为受股指“胁迫”的“附庸”。而伴随股指的跌宕,制度设计更加漫漶。
而前天,大盘终于以“自残”的行径将所谓“政策市”的效应发挥到了极致。
回想当年,禅宗二祖慧可断臂求法,终于感动初祖达摩,收其为弟子,传衣钵、法器,修成正果。如今,大盘如法炮制地“自残”,却不知修成正果的日子是更近了还是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