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应该怎样监督法院

　　法的精神之秋风专栏

　　在最近召开的湖南衡阳人大会议上，由于赞成票未达到应到代表人数一半，《关于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未获通过。此事体现了人大的监督权，但此事也促使人们反思这种监督权是否合理。

　　按照《地方组织法》规定，地方各级人大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选举产生同级检察院院长和法院院长，听取和审查本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可以罢免由它选举产生的检察院院长和法院院长。按照《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实施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据此，人大及其常委会完全有权驳回法院的报告。不少人士也认为，既然现在法官如此腐败，就该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院的监督，甚至对检察院办理及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进行监督。衡阳人大否决中院报告，大约会被认为是人大落实监督权的一个进步。

　　根据媒体的报道，本次人大代表否决法院报告行动的推动者，一位是在该院审理的一起诉讼中败诉的企业家，另一位则是该院曾经审理过的一个案件的当事人所在单位的同事。当然，他们的提议之所以得到人大代表的赞成，自有客观原因，那就是整个社会对法院的不信任。那位企业家就指控，中院判人情官司，谁有钱帮谁；法院领导开茶楼；法院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他的最后几句话引起热烈回应:“我一个人大代表到法院去都要左查右查。这样的法院还是人民法院吗？如果这样的法院的工作报告在大会上都通过了，那我们还是什么人大代表？”正是在这种情感气氛中，不少人大代表投了否决或弃权票。

　　无论如何，人大代表否决中院报告，其勇气确实值得赞赏。因为，我们的人大代表及其常委会对其他部门工作说“不”的声音太微弱了，没有发挥出法律所授予、民众所期待的控制与监督作用。本次衡阳市部分人大代表对中院报告说不，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是值得赞赏的。

　　不过，假如这些人大代表本次是对政府工作报告、对预算案、或者哪怕是对检察院工作报告说不，其效果会更佳。在政府各个部门中，法院是最为特殊的，其性质跟传统上同样划入司法部门的检察院也完全不同。其他所有部门都具有一种积极的性质，它是要主动地做某些事情，行政、立法部门自不必说，检察院也是在行使一种积极的权力，代表国家调查和起诉危害公共秩序的犯罪行为。而积极的、主动的权力始终存在着滥用的危险，这样的权力必须用另外一种权力来制约它。因此，人大如果切实履行宪法、法律所赋予的权力，在预算、政府人事、行政活动监督等方面发挥作用，自可大大推进治理的民主化与宪政化。

　　然而，当人大针对法院行使监督权的时候，却需要格外小心。因为，在政府各个部门中，唯独法院是在行使一种被动的权力，法官最重要的工作是在有人提起诉讼的时候，对双方行为之对错作出判断。而行政部门及其官员、甚至人大及其代表，都有可能成为诉至法院的案件的当事人，假如制度设计不慎，就可能让这些当事人借人大及其常委会所享有的监督权影响法院，让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断。而这必然损害司法公正。当然，现实中，由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本身就比较消极，因而，干预法官判案的通常是实权在握的党政部门官员。尽管如此，某些当事人以人大代表身份影响司法的事情，似也不罕见。

　　衡阳否决中院报告事件虽然较为特殊，但性质相近。此事的实质是，诉讼当事人在本人及单位同事败诉之后，以人大代表身份对自己所监督之法院的司法公正提出质疑。法律谚语云: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同样，任何人大代表以当事人身份监督法院，也是不妥当的。假如某一天，人大权威强化，法律上的权力变成现实的权力，则司法公正面临的压力将会更为严峻。

　　因此，在讨论人大怎样监督法院之前，首先得弄清，法院是否应当接受外部机构的监督。没有人谈论行政独立、立法独立，但关于法治，人们普遍承认的首要原则是司法独立，主要是法官独立。各国历史已经证明，这是通往法治的正道，假如法官的独立地位获得切实保障，则法律人共同体自然就构成了对法官最强有力、最有效的监督。当然，其他机构可以制约法官，比如任命法官、弹劾法官，但法治要求排除外部力量对法官审判工作的任何干预。

　　衡阳事件让人看到了人大代表行使监督权的热情，但是，这种热情的不恰当使用，迫使人们思考一个宪法问题:法院应当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吗？

　　(作者系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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