揣着一颗火热的心,北上、南下,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行业勤劳工作,力图改变自身的命运,实现自己的梦想……1月中旬,本报记者在跟随“移动送祝福传递家乡情”慰问演出团前往深圳、上海、昆山等城市,对上百名川籍务工人员以及省政府驻外地的部分办事处的采访调查发现,农民工“走出去”,已由当初一人出去闯荡,到老乡带老乡,再到小规模家族和老乡团体务工;而我省驻沿海的办事处发挥桥梁优势,实现市场化的供需双向对接,让他们有目的、有保障地外出务工。
老乡带老乡
就怕带出来找不到工作
“现在苦点、累点没关系,只要今后能过好点,我也就满足了……”在广州某私人企业当制鞋工的川籍民工张亮5年前在老乡的介绍下来到了这里,“我们村前头出去的好多人,后来都回来修了房子……”
在先出去老乡的帮助下,他顺利进入这家鞋厂,一干就是5年。“还算好,每个月能余下800来块钱,比在家种地划算……”张亮正准备春节回家后,将老家的房子翻一翻。
“这几年我也介绍了好几个老乡出来,有的找到工作留下了,有的呆不下去就回去了……”张亮说,现在他们村,八成以上的青壮年都在外地打工。
一个人走出去了,可能带出去一家人,一村人,一个地方的人……几天时间里,在与众多川籍打工者的交谈中,记者发现,前几年出外打工的民工们,差不多都是采用的“成群结队,老乡带老乡”这种最基本,最原始的外出“圆梦”方式。“一带二,二带四……”,最后一个工厂进进出出都能碰到老乡,一个地方出门也能有不少老乡。
“这两年我对要求帮忙带出来打工的老乡差不多都拒绝了……”张亮说,不是自己不肯帮忙,实在是有很多不得已。记者了解到,“老乡带老乡”的这种传统外出打工的模式,面临着很多不定因素的困扰,在一些人立住脚后,带老乡出来,结果有的很顺利进了厂,有的老乡则很长时间也不能找到工作,最后出现了诸如住宿、生活、找工作等等一系列的矛盾。
“带出来挣到钱的,会说这个人不错,够意思,没有挣到钱的则会认为上当受骗……”张亮说,弄得不好,很容易造成乡里乡亲之间的矛盾。
就怕带出来的不务正业
亲戚帮亲戚
21岁的小邹算是川籍外出务工人员中的二代移民,在昆山市区,小邹在一家手机专卖店中推销手机,一个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我高中毕业后才到这里来的,现在家乡已经没有啥子亲戚了……”小邹说,她的父母6年前来到昆山从事承包房屋拆迁工作,现在家里正考虑在昆山买房。
“哥哥现在在这边买了车拉货,男朋友也在这边,家里10多家走得比较近的亲戚都到这边来了……”小邹说,这几年,家里的亲戚一家带一家的,现在差不多所有的亲戚都到了昆山了。小邹说,这几年过年过节,亲戚一大家子团圆,大家都争着要出钱。
“其实,亲戚带亲戚,带出来的也不一定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冯川生(化名)在上海打拼多年,按他自己的话说也算小有成就。这些年,带着对亲情和亲人的那份情谊,他陆陆续续带出了不少亲近的亲戚,这些亲戚有通过自己努力干出了一番事业的,但难以立足的也不在少数。
“说实话,这些年,给我带来的烦恼也不少……”谈起带亲戚出来的感触,冯川生表示有很多无奈,“他们没钱了,找我;没吃了,找我;没住了,找我;工作丢了,还是找我……一年到头,一拨拨的,自己倒好像是欠了他们的一样,这些亲戚来了,你还得陪笑脸,陪小心,小心翼翼地伺候着。”
“观念啊!我们四川不是有句话么———扶不起的阿斗啊!”冯川生感慨地说,你想好好地帮一把,他们有的却把你当成了慈善家、提款机,自己一天不努力,无所事事,东干不来,西不愿干。“说实话,现在我对带出这些亲戚来,都感觉有些后悔。”冯川生反复表示,不是我心疼钱,从某种程度上说,纯粹是害了他们,今后他们或许连种地都不会了。
老板帮老乡
只恨自己不能招更多老乡
“一个人富了不算富,我要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让家乡更多的乡亲也能富裕起来……”两年前,伍文英从宜宾到昆山发展。现在,在她的两家饭店和一家宾馆中,四川人占到了绝大多数。
“我的公司2000多名员工中,95%都是四川人……”严继军,38岁,上海继军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四川简阳人。他和公司的2000多名老乡一道,负责着10万个上海家庭的“吃奶”大事……
在几个城市的采访中,记者发现,众多在外地取得成功的川籍企业家中,很多都有浓郁的家乡情结,他们在发展自己的企业时,如果要用工,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招收四川老乡。
严继军还多次回到老家简阳,和当地政府直接形成一种劳务对接,畅通用工渠道,让家乡更多的人通过他的企业走了出来……
“我们能带100人、1000人、10000人,或者更多的老乡,让他们在我们的企业中工作,学技术,学管理,让他们今后也有成为老板的机会,但我们这个群体的力量毕竟还是有限的……”一位川籍企业家表示,如何给老乡一个良好的打工环境和保障,仅仅靠他们还远远不够。
政府帮民工
打工有了“贴心人”
“前期我们调研发现,农民工的务工方式无论是自行或亲友介绍到深圳工作,都存在求职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择业的时间、空间受到局限,大多数农民工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影响了外出务工的积极性……”省政府驻深圳办事处有关负责人说,而另一个情况则是,近两年深圳出现的“民工荒”给企业带来招工难,招收有一定技术专长的农民工更难。
“如何改变这种农民工出不去,企业招不到人的现状呢?”驻深圳办事处有关人士介绍,在扩大劳务输出方面,办事处联系两地,掌握驻地情况和省内信息,既是劳务输出的窗口,又是省、市、州劳务工作的延伸;既是用工信息的集散地,又是用工企业的劳动力资源库。“我们认为,可以发挥办事处的桥梁优势,实现市场化的供需双向对接,减低输出成本,给农民工择业和企业挑选人才提供一个合适空间。”
为了劳务输出行之有效,各驻外办事处积极组织当地用人单位走进四川,掌握四川农民工的技能、专长和培训情况。比如驻深办这两年来,就陆续组织近60家深圳用人单位多次到南充、广安、遂宁、内江、乐山、中江、岳池等市县考察,并先后促成40多家用人单位与我省30多个劳务基地和职业学校签订合作协议,目前已有3万多名从事保安、机械、电焊、装配、维修、服务的农民工来深就业。这些务工人员除了获得了较好工资待遇外,用人企业基本上都按有关规定为员工办理了各种保险。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老乡带老乡,亲戚带亲戚的外出打工方式遭遇不少困扰之际,这种由政府搭台,劳务输出地和用工地相互协作的规模型劳务输出、输入已逐渐成为我省民工外出务工就业的主流。去年11月1日,川深劳务合作洽谈会在深圳举行,洽谈会上我省与深圳签订了《四川—深圳劳务合作备忘录》,在此次活动中,四川21个市、州培训基地与深圳562家用工企业签订了劳务合作协议,涉及近40个工种,协议输出农民工58.23万人。此次活动的成功举行,更是将政府搭台,区域劳务对接互补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记者彭永生万金龙摄影王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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