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心得》走红的背后

　　俞天白

　　尽管都知道中国的文化宝库是博大精深的，无奈那些经典，却那样佶屈聱牙，拒凡人于千里之外，我们学者对它们的诠释，同样深奥渺远，更说不上借助它化解现实给予的困惑，成为具体而有效的谋求生存发展的精神武器

　　于丹把孔夫子和当代人的生存际遇相衔接，她依据的是《论语》，却用一个“心得”，把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的处世哲理，融解在一个又一个发生在当代世俗的生活故事之中，哪能不句句直指人心，句句击撞着人们的心灵

　　站在于丹背后的，是精神饥渴者。

　　自从央视的“百家讲坛”中出现了易中天大话“三国”以后，一时“乙醚”、“易粉”簇拥，成为2006中国文化的十大景观之一，就如刘心武讲“红楼”，在学术界和文化界也曾经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声音，反对者有之，疑惑者有之，成为另一道文化景观。但紧接着出现了于丹的《<论语>心得》，其风火，绝不逊于前面几位，甚至更热火，不仅“百家讲坛”收视率再创新高，她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签售，一下子竟签售了上万本，创造了中国著作家、可能也是世界著作家签售的新纪录。

　　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任何社会现象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文化亦然。如果说，刘心武、易中天为央视“百家讲坛”打造出了文化品牌，给于丹的登台铺了路，不如说，是中国当代社会广大群众，对如何适应当代社会变革的人生需求的寻求，把于丹推上了大红大紫的地位。也就是说，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大变革时代，价值体系的重构中，怎样为自己的人生定位？在东西文化深刻而又大幅度的碰撞中，怎样保存自我？在职场竞争如此激烈的现实面前，如何让自身脱颖而出？在如此快节奏的现实中，怎样让自己心灵愉悦地生活……诸如此类的问题，严峻地叩问着每一个中国人。

　　之所以会不断地叩问，是因为近些年来的社会文化生态中，原有理想被消解了，崇高被贬斥了，感官被低俗化了，时尚、小资成了精神的一种困惑；本该守望精神家园的精英在大面积地“贵族化”，而那些用金钱和权力装扮起来的新贵们，却不断地在“精英化”；网络恶搞成了一种宣泄的有效渠道，博客成了他们的狂欢世界……有人忧心忡忡地引用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一段话倾吐担忧：“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唯一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扩大。”

　　就在这种忧虑中，呼唤我们“悠久的信仰”、寻找“古老的社会柱石”之举，便应运而生。短时间内，借助国际上“中国热”的迅速扩散之风，以“读经”为手段的重振“国学”的热潮出现了，从以举办读经为主要内容的私塾，到开出了天价学费的以企业家为目标的国学班，成了中国社会的又一道文化景观；与此同时，一些社会精英，一手对圣诞节之类的洋节日发表抵制宣言，另一手又不遗余力地倡议通过“申遗”来拯救中国民族节日……可惜，一个个办法，一条条渠道，都被强烈的商业手段蒙上了一层欲近而不敢近的迷雾，给了人更多似是而非的困惑。尽管都知道中国的文化宝库是博大精深的，相信这个宝库中必有维系我们生存的精神养分，无奈那些经典，却那样佶屈聱牙，拒凡人于千里之外，我们学者对它们的诠释，同样深奥渺远，可敬而不可近，更说不上借助它化解现实给予的困惑，成为具体而有效的谋求生存发展的精神武器……

　　于丹的《论语》心得，就在这时刻出现了。

　　孔子的《论语》，本来就是为人处世的经验总结，是孔子在教导学生过程中的人生思考，是一位学问家在二千多年以前求生存、求发展、求学问、求职位、求发达、求荣华、求和谐、求高贵的人生体验，于丹却把孔夫子和当代人的生存际遇相衔接，她依据的是《论语》，却用一个“心得”，把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的处世哲理，融解在一个又一个发生在当代世俗的生活故事之中，国内国外的都有，它是那样通俗，那样平易，那样率真，那样具体地可以与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上口，那样清晰地回答了人们生活中所碰到的、甚至让他们碰过壁的种种问题，哪能不句句直指人心，句句击撞着人们的心灵？这样的《<论语>心得》，她做了罗素当年为BBC所做的，却远远超越了罗素能够达到的社会效果，怎能不让人倾心去撷取？还有哪位学者大家，出来说这是对学者的僭越？

　　于丹的这一现象，到底给了我们什么？

　　于丹现象，彰显了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走向群众，不仅仅是迫切的，而且是可行的。拿似乎与此不相干的金融来说，历来被称为经济科学皇冠上的明珠。这一比喻，不仅反映了这门科学的现实价值，还因为其深奥、周密、严谨以及实施中无处不在的风险，一向被看成了人类的尖端圈子里所玩的游戏，可是，孟加拉国的旅美经济学教授尤努斯博士，把它通俗化了，拿“乡村银行”、“穷人银行”的方式，把它请到了自称为真正银行家所不齿的社会底层，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平民把高深的经济学理论演绎得美轮美奂：“我是教经济学的，我的梦想就是让人们有更好的经济生活，于是我常常扪心自问：我在教室里所讲授的课题到底有什么实质的好处？因为我教给学生的全都是一些关于经济学的理论，而当我真正走出教室时，看到的却是人民深重的灾难，骨瘦如柴的人们奄奄一息，整个国家都陷入了困境。所以我一定要走出大学校园，到村庄中去……”为此，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破天荒地把这项荣誉授予了学院派精英。

　　于丹，让我们想起了尤努斯。她的背后，和尤努斯一样站着数以亿计的瘦骨伶仃的穷困者。不同的是，站在尤努斯身后的是物质的穷困者，而站在她背后的，是精神饥渴者。如果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在颁奖文告中称，持久的和平只有在大量的人口找到摆脱贫困的方法时才会成为可能，小额贷款就是这样的一种方法，从社会的底层发展也有利于提高民主和民权，那么，要实现持久的社会和谐，除非千千万万普通百姓能够找到对抗精神贫困的良方，下层民众的身心发展有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在沸沸扬扬的是否需要重掀国学热的热潮里，于丹以这种方式，展现了她的价值取向。就因为她心里装的是民生。于是她成功了，走红了。在这一点上，值得我们所有学术精英仿效。

　　（作者为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