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避免误读世界(图)

　　《国际先驱导报》最近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从反思外国为何误读中国、批判“中国威胁论”深入到反省自己，探讨中国如何、为何误读世界（详见本报1月4日、1月22日相关报道）。但是，在这种探讨中，一个潜意识已经深入人们的脑海——似乎中国人的确在误读世界，而且大部分是中国人的过。

　　背景：中国与世界的此长彼消

　　所谓“误读”是有假设前提的，即相对于真实的、客观存在而言。但是许多情形不是这样的。这里所说的世界，显然不是指自然世界，而是人化世界。既然是人化世界，本身就不是完全客观的，因而有时可能非“误读”所能概括。

　　更实质性问题，中国人今天误读世界和鸦片战争时误读西方有何根本不同？为什么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已200年，改革开放也快30年，国人仍在误读世界？这其中是否存在某种必然？中国人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世界？

　　过去，中国处于“天下的中心”，如今，崛起中的中国逐渐进入世界的核心。外在的世界景象，是不断进入中国人内心世界的过程。因而所谓客观的世界从来不存在，其实是心化的世界。概言之，中国人为何误读世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崛起而世界的相对没落——我们在大谈“中国崛起”时，哪里还想到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和中国一道崛起，因而本身看世界有了固定焦距，对象和背景的交错移动，便导致好端端的眼睛也变成散光的了。

　　看来，今日中国人对世界的误读的确不同以往。

　　避免误读需对症下药

　　可怕的不是误读，而是有意的误读或没法不误读！如何避免误读？首先要明白何谓误读，其次才能分门别类、对症下药。

　　细究起来，有三类误读：无意识的误读，有意识的误读，世界本身的不可读。

　　先说无意识的误读。所谓不知者无罪。人们对不知道的事物不外乎三种心态：要么恐惧，要么好奇，要么冷漠。而人们总是不愿意为恐惧、好奇或冷漠所缠绕，因此对陌生的世界，要么采取简单化，要么采取类比式的理解，免于恐惧、驱散好奇、避开烦扰，以求得心理的安慰、踏实和宁静。所谓解惑，除了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外，也常常通过误读结束。试举两例：说到索马里，我们马上想到内战、好莱坞电影《黑鹰坠落》；说到印度，马上联想到脏乱和神秘。因此这类“想当然”式误读并非无知造成，而是固有的印象、偏见使然，纠正起来既容易又易反复。

　　有意的误读更可怕

　　再说有意识的误读，根据心理距离远近又可分为三类：仰视的、俯视的、平视的。仰视的误读是神话之；俯视的误读是贬抑之；平视的误读是折射之，即以己度人。

　　仰视的对象，首推美国。我们的美国观往往是被神话的美国，即按照自己的文化心理理解美国，并于其中求得自身的身份和认同。中国还特别受历史情结与受害者心态影响，致使国人常常按照自身偏好和舆论需要阐释美国的外交行为。例如，许多人常常将美国总统与国会的不一致行为视为“唱双簧”——似乎美国被超级力量所控制，在导演一幕幕话剧，致使美国的所作所为，人人都可以说三道四，概念化、标识化理解美国。

　　俯视的对象，典型的就是“小日本”了。当然，中国人的日本观也是羡慕和鄙视的复合体。

　　平视之，看似问题不大，实则易受求同、求异的心理影响，典型代表是对韩国的误读。中国人对韩国往往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去过后又常常抱怨韩国人怎么喝凉水呀？怎么那么喜欢喝咖啡呀？怎么那么多教堂？在一些人的脑海里，确实装满了朝鲜半岛历史上是中国附属国的印象，或难以摒弃“中国中心论”思想。因此，这种平视也常常与俯视交织在一起。

　　世界本身不可读

　　最后是世界本身的不可读。且不说世界日新月异，客观、理性看世界总是相对而言，更本质的是真实的世界根本不存在——正如赵汀阳先生指出的，“目前的世界仍然只是个‘非世界（non-world）’，它只是地理存在，而不是个政治存在。”因而现今的世界是分裂的：经济全球化、政治国别化、文化地方化……如此世界，叫我如何不误读？！

　　误读世界，并非中国人所独有，而是人类普遍认知规律使然。因为人们总是从自己熟悉的事物出发，潜意识中把认识对象与自己熟悉的事物类比，产生所谓“镜像”（Mirror image）问题——镜像假定“其他领导人、国家和团体等具有与分析者熟悉的对象相同的动机和目标”。

　　误读世界还是误读自己？

　　如此说来，中国人应该如何看待世界呢？首先是正确看自己；其次，看世界时要忘却中国；再次，看世界的过程也是世界在看我们的过程。

　　中国人的世界观，实际上是其中国观的折射。中国人的美国观便带有浓重的中国情结。

　　近代中国人自从睁眼看世界以来，就一直对美国充满了向往与期待。从“门户开放”、威尔逊“十四点声明”、罗斯福“四大警察”设想，到今天佐利克的“利益攸关方”定位，不少国人表现出强烈的兴奋，对美国充满了希望。然而希望之极，常常导致失望之极，两者的交替演绎了国人美国观的钟摆效应。

　　过分的中国情结和主观情感，导致对美国的神话。这种神话，就是因为对美国无形中寄予了不切实际的期望，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因此，要真正了解对方，就要进入人家的语境，否则就会不自觉地类比，很容易以己度人。

　　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失去了传统的身份，迄今在探询和形成新的身份过程中。历史学家章百家就清王朝留下的外交遗产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百年来的屈辱史，给中华民族的心理带来无形的烙印，几代人十几代人都无法抹去。“对中国来说，真正的灾难，并不在于旧的对外交往体制的彻底崩溃，而在于它刚踏进新的国际社会就一下子被抛到了最底层，找不到任何盟友，找不到任何足以自卫的手段。”在两种国际体系交错的过程中，强烈的反差使中国人的心理失去了平衡：自豪感与屈辱感、仇外与媚外、向西方学习先进和抵制西方影响长久地、矛盾地共存于中国人的胸中，交错起伏，因时而异。

　　由于中国的国家身份在形成过程中，世界既非平的，亦非扁的，而是在发生深刻且复杂的变化。因此，中国人误读世界一方面是世界没有定型，另一方面是中国没有定性造成的。

　　期待中国人正读世界，也不能拔苗助长。一句话，处于什么时代和什么发展阶段，只能做什么事情，不能一味苛求。生活在社会转型和快速发展的中国，急欲了解世界的心态往往导致对媒体的迷信，为国外报道所误导。因此，认识快速发展中的世界，适度的审慎是必要的。（作者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 王义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