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拍摄于60年前的照片,是美国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在1947年2月3日的合影。在以美国航空事业奠基人冯·卡门博士(第一排左起第7位)为核心的美国宇航精英中,共有3位中国学者:第一排左起第3位是钱学森,第二排左起第一位是林家翘,第三位左起第2位是郭永怀。
这张照片是郭永怀1956年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时带回来的,存放在他位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办公室内。郭永怀于1968年12月5日在北京逝世。
20世纪70年代初,力学所一位研究员在所里的一个垃圾筒中发现这张照片,并将它送还给郭永怀的夫人李佩教授。李佩将照片送给钱学森夫人蒋英,蒋英立即复制了一份,并将原件退还李佩,但李佩目前找不到这张照片的原件。现在的这张照片,是摄影师候艺兵提供的翻拍件。
仔细分辨,照片背景上有“NACA”字样,这是美国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的简称。NACA是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前身,成立于1915年3月3日,1958年被NASA代替。虽然美国人赖特兄弟在1903年发明了第一架飞机,但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美国的飞机技术仍然落后于欧洲。为赶上欧洲的步伐,美国国会于1915年3月15日创建了NACA。NACA存在期间,出版了大量的珍贵文献,这些文献主要包括科学和技术报告、技术备忘录以及技术笔记等。二战期间,很多报告都被控制使用,战后均得到解密,被称作“NACA战时报告”。(作者:王丹红)
钱学森和美国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的渊源
美国人刮目相看
钱学森1911年出生于上海,早年曾在北京师大附中和上海交通大学读书。1934年暑假,他从交大毕业,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学。
钱学森到美国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学工程要到工厂去实践,可当时美国航空工厂歧视中国人,所以一年后他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的学习。1936年10月他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
钱学森是慕名而来的。因为,坐落在洛杉矶市郊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他是匈牙利人。
本世纪30年代初,航空科学还处于襁褓之中。冯·卡门当时是这一领域的顶尖人物,后来被誉为“超音速飞行之父”。1970年,月亮上的某一陨石坑被冠以他的名字。
冯·卡门抬头仔细打量着这位仪表庄重、个子不高的年轻人,他提出几个问题让钱学森回答,钱学森稍加思索便异常准确地回答了他的所有提问。冯·卡门暗自赞许:这个中国人的思维敏捷而又富于智慧。他高兴地收下了这位学生。
钱学森成为卡门领导的古根罕姆航空实验室的一名研究生。这个实验室后来成为美国火箭技术的摇篮,钱学森就是在这里进行火箭技术研究最早的三名成员之一。
学习和研究工作是非常紧张的,钱学森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半天时间看书,半天时间讨论,晚上继续苦战。3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成为冯·卡门的得力助手。这期间,他不仅掌握了空气动力学的根本知识,而且已经站到了这门科学的最前沿。
1938年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鉴于钱学森研究工作的出色成绩和美国战时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他得以参加机密性工作。1944年,美国军方委托冯·卡门教授为首,马林纳为副,大力研究远程火箭。钱学森负责理论组,把林家翘、钱伟长也请了来,进行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燃烧理论研究等工作。与此同时,钱学森还担任了航空喷气公司的技术顾问。1945年初,他被美国空军聘为科学咨询团团员,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空军高度赞扬钱学森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认为,钱学森已是“制定使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
1946年暑期,钱学森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再到麻省理工学院任副教授,专教空气动力学专业的研究生。1947年初,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同年夏季,钱学森请假回国探亲,9月中和蒋英(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结婚。蒋英是中国早期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三女儿,是在维也纳和柏林受过良好音乐教育的女高音声乐家。
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整整居住了20年。这期间,他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生活上享有丰厚的待遇,工作上拥有便利的条件。然而,他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不止一次地发出“旅客生涯作到何时”的感叹。
“无论在哪里钱学森都抵得上五个师”
天有不测风云。1950年初,中美在朝鲜战场上处于交战的敌对状态,美国又正盛行麦卡锡主义,美国国内掀起一股要雇员们效忠政府的歇斯底里狂热,并对许多人开始了追查和迫害。
加州理工学院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注意。当联邦调查局搜查校园时,钱学森遭到了无理询问。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他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并指控他是美共党员,非法入境。在这种情况下,钱学森决定不再等待暑假的到来,立即以探亲名义回国,一去不返。
钱学森首先前往华盛顿,来到丹尼尔·金布尔所在的五角大楼办公室。金布尔是海军次长。钱学森将目前的处境告诉金布尔后,严肃声明:“有鉴于此,我已经准备动身回国了。”
金布尔大为震惊。他认为,“钱学森无论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钱学森刚一离开,他立即拨通移民局的电话,恶狠狠地说:“我宁肯枪毙他,也不让他离开美国!”
1950年8月23日午夜,钱学森一家乘飞机从华盛顿回到洛杉矶。刚一走下飞机,移民局的一个官员就迎了上去,交给钱学森一份所谓文件。文件说,根据法律,钱学森不能离开美国。本来,钱学森是准备在这里搭乘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飞机离开美国的。他的行李也已经装上驳船,准备启运回国。
钱学森在这种无端的迫害下,只得又回到加州理工学院。联邦调查局派人监视他的全家和跟踪他的所有行动。
与此同时,美国海关非法扣留了钱学森的全部行李。当检查人员发现板条箱里满满地装了800多千克书籍和笔记本时,便硬说其中藏有机密,声称
“这个狡猾的中国人的全部活动证明他是毛的间谍。”于是,美国的一些造谣工具向全世界发布耸人听闻的消息说:一名“共产党间谍”企图携带机密文件离开美国。然而,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检查,这帮家伙一无所获。检查人员不得不在向官方的报告中承认,被检查的所有书籍、笔记中,除了教书、复印的科学杂志上的文章外,其余都是钱学森自己的学术研究记录。
尽管如此,9月9日,钱学森突然被联邦调查局非法逮捕,而那条莫须有的罪名仍然是“企图运输秘密的科学文件回国”,并宣告他是“不受欢迎的异己分子”。钱学森被关押在特米那岛上的一个拘留所里。看守人员不许他和任何人讲话,每天晚上隔10分钟就跑到室内开灯检查一次,让他无法休息。15天的折磨和迫害,使他的体重下降了30磅,那非人的拘禁生活,使他的精神受到比身体更严重的损伤。
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都是相通的。加州理工学院的许多师生和当时远在欧洲的冯·卡门等教授闻讯后,立即向美国移民局提出强烈抗议,又募集了15000美元保释金,才将钱学森营救出来。
然而,迫害并没有结束。钱学森的行动处处受到限制和监视,并且移民局明确规定他的活动范围不允许超出洛杉矶。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一直监视他,时常闯入他的研究室和住宅捣乱。他的信件和电话也受到了检查。
在被滞留美国长达5年的时间里,钱学森深居简出,很少与朋友们见面,为的是减少朋友们的麻烦。但他对学术研究并未放松。1954年,他出版了《工程控制论》一书。
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夫妇摆脱特务监视,在一封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了写在小香烟纸上的给陈叔通先生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早日回国。陈叔通先生收到信的当天,就把它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中。周总理对此非常重视,立即指示,速将此信送给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授意他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据理力争,设法营救钱学森回国。8月5日,钱学森接到美国政府“可以回国”的通知,但在乘坐美国邮船的归途中,他仍被当作犯人对待。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终于奔向东方的祖国。1956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