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隆基:我和柏杨李敖都不同

　　自《中国文化的结构》和《历史学家的经纬》相继出版以来，著名历史学家孙隆基近日再次回到上海，先后在季风书园举办了在国内的首次签售以及昨日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座。

　　在昨天名为《从达·芬奇密码谈起》的讲座中，这位以寻找中国人“文化密码”著称的历史学家，以畅销小说《达·芬奇密码》为由头，试图从基督教的历史中寻找西方人的“文化密码”。

　　孙隆基父母都是上海人，但他本人出生于重庆，成长于香港，求学于台湾和美国，上世纪80年代在复旦大学短暂进修，在美国讲学几十年，现又在台湾任教职。孙隆基表示，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多元文化之间的穿梭，让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能更冷静、客观的观察、分析和批判。

　　自1983年《中国文化的结构》出版以来，孙隆基因为非常“狠”地揭示和批判了中国人的“劣根性”，而常常被许多读者将他与柏杨、李敖相提并论。“确实许多人将我和他们两人作比较，但这其实是对我和《中国文化的结构》的误读，我和柏杨、李敖都不同。”孙隆基在接受上海东方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写《中国文化的结构》主要是从学理上研究中国人性格中的“劣根性”，试图从中国人2000年的文化传统中找出“劣根性”的文化基因，“柏杨和李敖主要以文采取胜，在当时台湾特定历史下，他们用夸张的语言描写中国人‘劣根性’吸引了读者和年轻人的眼球。”在谈到关于将孙隆基和柏杨、李敖相比较时，孙隆基的夫人对上海东方早报记者说道：“把孙先生和他们两人作比较是不公平的！”而孙隆基认为，柏杨和李敖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描述并无新鲜之处，“他们都是继承了鲁迅对中国人的描述，所谓‘酱缸’‘梅毒’都承自鲁迅。”

　　事实上，早在《中国文化的结构》在大陆正式出版之前，该书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已经在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广为流传，成为那个年代“文化热”的必读书目，从而树立了他在当今大陆学界的重要地位。但孙隆基坦承，自己和《中国文化的结构》在大陆的走红完全是因为“机缘巧合”，“我的这本书出版于1983年，在一定程度上是拉开了‘文化热’的序幕，而所谓的‘文化热’实质上是对五四新文化的继承。”离《中国文化的结构》的首次出版已经20余年，孙隆基认为，书中的许多观点是已经到了修正的时候了，“你们现在看《中国文化的结构》，更多是对那个年代的纪念了，这本书也成了那个年代的纪念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