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的姿态

　　对美术圈来说，1980年代是“前卫派”当红的年代，美术青年虽然穷，却也把个艺术运动搞得有声有色，前卫艺术的第一拨好汉就是那时冒头的。到了1990年代，折腾的人变少了，一部分折腾分子跑出了国，“前卫派”也就逐渐为“业务派”取而代之。

本体论和存在主义的关键词让位给了“工程”和“业务”，社会上杀出一批广告和装修“资产阶级”，成了美术学院的偶像。他们的成绩是以汽车和别墅来体现的，于是，不仅美术学院的校园成了最早的停车场，以“业务派”为主体的画家村也不断地涌现出来。

　　1990年代末是“业务派”全面得势的时期，混得不咋样的“海归派”回国观察形势，很容易被“业务派”的三大法宝所震慑———“业务派”开着豪华车，把“海归派”带到豪华大酒楼，最后再带到自家的别墅转一转。那意思是说：谁怕谁嘛！不太得志的“海归派”就只能暗自埋怨自己出错国了。而留守国内的“前卫派”成了一小撮最不得志的人，在海鲜、桑拿和夜总会的黄金时期，“前卫派”演变成一种地下组织，在地下室和酒吧的空地上灰头土脸地“卖艺”。看上去，美术圈的大局就是这样，由业务派主导、海归派也乐得加入的富裕竞赛取得了决定性优势。

　　不过，“资产阶级”的致命伤就是过于短视，他们不知道富裕竞赛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对手———贫困竞赛也在顽强地进行着。多亏有了富裕竞赛，它使得贫困成了艺术家的秘方。这种在20世纪初巴黎艺术家手中玩得很圆熟的手段也帮了中国艺术家的忙，只要运用得当，贫困可以使艺术转变成某种冒险的事业，以贫困见长的艺术家不仅能够满足波希米亚式女孩的“受难幻觉”，而且也容易在文化上唤起西方人士的东方想象。当西方的基金会和策展人开始瞄上这群受难的理想主义者时，“前卫派”终于咸鱼翻身，跃升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当代艺术群体。

　　在许多“海归派”回国寻找业务之时，他们由无奈的留守者变成了频频出国的当代艺术家；在广告和装修“资产阶级”陷在三角债中为收不回的尾款发愁时，他们的作品又变成了画廊和拍卖行青睐的对象。到了最近两年，所有的“资产阶级”，无论是房地产商还是企业主，都以用资本来换取他们的艺术为荣。温州人甚至放弃了炒房转来炒他们的画作。就这样，贫困竞赛居然静悄悄地打败了富裕竞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贫困打败富裕的结果是，富裕方自愿把财富转给贫困方以让自己的财产“保值”，而贫困方因为坚持和妙用贫困而不得不脱贫变富。

　　新世纪的头十年已经注定属于“当代艺术圈”。如今，圈中的关键词是“阿玛尼”和“威尼斯”。然而他们右手拿着富裕，左手还不愿轻易放弃贫困；因为贫困作为姿态总有用得着的时候。这个道理可能是那些广告和装修“资产阶级”打死也想不明白的。

　　冯原1964年出生于桂林，建筑学博士。

　　主要从事以建筑、城市、当代艺术为主题的文化批评和历史研究，也参与观念艺术与景观设计等创作实践活动。

　　现工作和生活于广州，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艺术设计学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