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费”折射企业权利贫困

　　交钱，就不执法；不交，就加强“监管”。江西省九江县质量技术监督局以放弃监管的方式，来换取经济利益。赤裸裸收取“技术保护费”，并暗示，不交这个钱，以后会有很多麻烦。很多经营户表示负担不起。一经营户说，“只要交了钱，质监局便不再监管，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

　　如同记者的采访手记所言，不珍视自己的行政权力，反而进行权力寻租，其性质不仅仅是行政不作为，而且还意味着公权力的“匪化”。对于这种公共权力的“流氓化”、“匪化”趋势，其实并不鲜见，比如成都火车站警察勾结小偷、“猫鼠一家亲”的荒诞剧；比如东莞走私集团按照通关环节岗位及关员职位的高低，定期给海关关员发“工资”等。九江县质监局赤裸裸收取“技术保护费”，与此大同小异。

　　笔者认为，“技术保护费”所折射出的，并不仅仅只是公权力的“匪化”。这只是这一问题的一个向度。公权力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的“匪化”，其反衬出的是权利与权力的事实上的不均衡，是公民或企业社会权利的缺位。正是这种权利的缺位，导致这种权力庇护主义关系的滋生盛行。或者换句话说，“技术保护费”所折射出的，是公民或企业的一种所谓“非制度化生存”之困境。

　　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认为，所谓非制度化生存，是指人们所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缺少确定性，在遭遇某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情况的时候，不是依据明确而稳定的制度安排来解决，而是依靠一次次的具体博弈。“不交这个钱，以后会有很多麻烦”，其实就是意味着企业或个人所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缺少确定性，缺乏一个“制度化生存”的环境。

　　对于企业的这种“非制度化生存”，孙立平先生曾有过生动的描述：企业如果遇到被政府部门处罚之类的事情，通常的做法是首先看政府有关部门中有没有熟人或“关系”。找到了这样的熟人或“关系”，如果遇到的不是什么大事情，当然是请吃饭、送礼物，以求通融；如果遇到的是较大的问题，就需要“塞钱”或其他的交易了。一般的情况下，应当是“圆满”的结局，对企业的处罚规避掉了，企业节省了一笔开支，有关的人员得到了好处（孙立平《权利缺位与非制度化生存》）。

　　而实际上，也正是因为我们的制度环境在缺乏对企业活动“制度化保护”的情况下，开始形成由官员与企业主个人之间、公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的保护与被保护、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并从而形成“非制度化生存”与权利贫困的恶性循环。对于江西省九江县的钢材经营户来说，在权利缺位或不均衡的现实境况之下，要寻求对自身权益的保护和扩张，就必须与公权力也就是当地质监部门，建立庇护主义的关系，而要建立这种庇护关系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乖乖缴纳所谓“技术保护费”。

　　如同孙立平先生所提醒的，社会成员的权利越是缺位，社会生活的制度化程度也就越低；而社会生活制度化的程度越低，对于建立庇护主义关系的需求就越强烈，腐败性交换的机会也就越多。所以，“技术保护费”其荒诞的警示意义，不在于公共管理部门的工作作风和服务态度，而是在于制度层面的改进，在于如何给企业一个制度护佑与呵护之下的生存环境，拯救其于“非制度化生存”的水深火热之困境。在于如何使他们尽快走出这片“权利贫困”的沼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