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余农民工讨回260万欠薪 凸显君子协定的脆弱

　　讨薪 农民工记住了“立字为据”

　　联合讨薪行动共追讨回260万元血汗钱，凸显部分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淡薄

　　本报记者李小白 实习生李鑫 王雷

　　本报与市劳动监察大队联合开展的讨薪行动，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在这两个多月里，本报记者与执法人员一起，为2000余名农民工兄弟，共追讨回260万元血汗钱，比去年联合讨薪行动翻了一番。

　　首日迎来百余人

　　2006年12月7日，本报以《农民工兄弟 我们帮你讨薪》为题，刊发由本报与市劳动监察大队联合开展讨薪行动的消息，为本次联合讨薪行动拉开了序幕。在消息刊发当天，就迎来了百余名农民工兄弟来电来访，其中属于劳动监察部门管辖的10余起案件全部得到受理。

　　在接下来的讨薪行动过程中，来自邯郸、衡水、保定、张家口等地的农民工兄弟，纷纷专程来到本报和市劳动监察大队，反映他们的欠薪情况。但由于地域所限，本报记者和执法人员不能一一受理，但为了能帮助这些农民工兄弟，将他们的血汗钱拿到手，本报记者与执法人员先后多次协调相关部门，帮助这些农民工兄弟追讨欠薪。

　　当来自保定的农民工周宝祥兄弟俩，在本报记者和市劳动监察大队执法人员的帮助下，顺利从保定一家承包商手里哪回5600元血汗钱时，不禁热泪盈眶。40岁的周宝祥说，他们没有想到，承包商欠了他们兄弟俩两年多的血汗钱竟然还能拿回来。“我是一个农民，不会说什么感激的话，我只能向燕赵晚报和市劳动监察大队说一声：‘谢谢’……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兄弟俩今年还是过不好年。”

　　为2000余农民工讨回260万元欠薪

　　在讨薪行动过程中，像周宝祥兄弟俩这样令人感动的场面，隔三岔五就会出现一次。正如市劳动监察大队孟繁刚处长说：“因为农民工兄弟太弱小了，太委屈了，看到了他们的辛酸，你不得不去为他们讨回应有的劳动所得。”

　　市劳动监察大队樊士勇副大队长说，他们大队自从与燕赵晚报联合开展讨薪行动，立即增加了执法人员，并加大了执法力度，对恶意、有意欠薪单位一一给予了严厉处罚。

　　樊士勇副大队长说，本次联合讨薪行动共接来人来电达3000余人次，其中属于劳动部门管辖受理的案件，只占整个投诉案件总量的五分之一，其中一部分案件，属于两年上的旧款拖欠和工程款，另一部分是由于农民工兄弟缺乏有效证据，而给执法人员带来了一定的追讨难度。

　　樊副大队长还说，他们在联合讨薪行动过程中，常常会面临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但为了能够替农民工兄弟是拿回血汗钱，他们总是克服重重困难。一些农民工兄弟由于无法举证，而没能帮助他们讨回欠薪，但总的来说：本次联合讨薪行动还是取得了良好的收效，在两个多月的行动中，共为2000余名农民工兄弟，追讨回260万元血汗钱。“此次讨回的欠薪金额很可观，与去年联合讨薪行动相比，此次翻了一翻。这个数字对于我们每个参与此次联合讨薪行动的工作人员，都是一个可喜的数字。”

　　法律意识亟待增强

　　昨天上午，四川的张先乾来到本报编辑部，这位40多岁的装修工，将一家装饰公司经理给他的结算单递给记者时，不禁泪流满面。张先乾说：“在别人看来我是一个小包工头，其实我还不如工地上最廉价的小工。”

　　从张先乾的结算单上看，这家装饰公司拖欠他们5000多元工资。“但这家公司的经理却以种种理由克扣我们的人工费，我们一共有一万多元人工费，涉及到四五名工人的工资，这家公司的经理如此克扣，我们除去伙食开支和一些日常开销，几乎分文不挣。”

　　张先乾说，他们来到这家公司是由一个熟人介绍的，但当时碍于面子，双方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市劳动监察大队孟繁刚处长说，在整个讨薪行动中，像张先乾这样因为没有合同，而处于被动局面的农民工兄弟还很普遍。

　　樊士勇副大队长说，从今年的讨薪行动来看，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建筑行业管理比较混乱和用工不规范等现象依然较为突出。

　　由于当前在工程建设中挂靠、层层转包现象很是普遍，农民工甚至搞不清真正的老板是谁，遇到劳资纠纷往往不知从何“讨”起，从而增加了讨薪的难度。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而大多数农民工往往缺乏签订劳动合同的意识，有的即使签了合同，也存在着合同条款不清、权利义务不对等现象。

　　樊士勇副大队长还说，还有的农民工兄弟遇到拖欠工资时未能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导致超过时限无法受理。对此，樊副大队长提醒广大农民工兄弟要不断增强法律意识、维权意识，走出误区，明明白白维权、合理合法讨薪。

(责任编辑：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