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农民工子女借读费难免 高门槛济困难赢喝彩

　　甘肃：高门槛济困“良策”难赢公众喝彩

　　法制网兰州2月13日电 日前，甘肃省卫生厅发出通报：截至今年2月2日，兰州13家省、市属医院设立的600余张济困病床，运行一个多月仅收治济困病人33人，减免住院总费用3.7万元，床位使用率还不足6%。

　　无独有偶，在前不久兰州市举办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教育论坛”上，兰州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张咏梅披露，尽管兰州市出台了农民工子女入学可凭借相关证件免交“借读费”政策，但该市仍有68.3%的农民工不得不为子女在城市上学交纳200元至500元不等的“借读费”。

　　为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农村特困人群设立济困病床、为农民工子女入学出台相关优惠政策，这无疑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但令人疑惑的是，这些“好政策”为何却遭百姓冷落？“惠而不便”：

　　“逐级转诊”成就医“拦路虎”

　　2006年12月1日，甘肃省政府出台了《甘肃省省属医疗机构设置济困病床实施办法(试行)》。随后，包括省人民医院、省中医院在内的8家医院成为首批设置济困病床的医院，接着又有5家市属医院济困病床也开始运行。这13家医院共设立济困病床600余张，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体到这些定点医院看病将享受“两免一补”政策。

　　所谓的“两免一补”，就是免收挂号费，免收床位费，住院总费用按比例减免。具体减免标准为：6000元以下的一次性减免15%；6000元至12000元一次性减免20%；12000元至2万元一次性减免25%；2万元以上的一次性减免30%；每人每次住院最高减免2万元，一年多次住院的，总减免最高限额为3万元。

　　然而，这项政策推出后，惠民效果却大打折扣。600余张济困病床，仅收治济困病人33人。据记者了解，导致济困病床使用率过低的根本原因，是其实施的“逐级转诊”制度。该制度规定，济困病床的救济对象除具备必要的“四证”(最低生活保障证、农村五保供养证、特困群众生活救助领取证及其他相关证明)外，还必须实行逐级转诊制度。也就是说，患者在就诊时必须持有下一级医疗机构出具的转诊证明，才能享受“两免一补”优惠政策。这种等级严格的转诊制度将众多贫困患者拒之大医院门外。

　　家住甘肃靖远县的马占月老汉，是该省实施济困病床政策以来的最大受益者，兰大一院为其减免费用1.2万元，但这位老人也差点因为缺少逐级转诊证明而享受不上优惠政策。据介绍，老人家住靖远县兴隆乡，在兰州办理有关济困病床手续时，因为差一张靖远县医院的转院证明，老人差点儿不能“入围”济困政策。后几经折腾，才住上济困病床。

　　兰州市城关区人民医院的李大夫告诉记者，逐级转诊制度，就是患者必须先到其所在的社区和区级医院就医，而这些医院因为“济困病床”制度的规定，往往不敢轻易判断患者是否该往上转移；即便确定治疗无望亟待转移，也要一层一层地逐级上转，病人被医疗机构间转来转去，最后极有可能耽误最佳救治时机。“惠而不实”：

　　“免收借读费”难过“四证”关

　　2004年7月，兰州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通知》，该文件规定：农民工可凭“四证”(婚育证、暂住证、劳务输出证、住房证或房屋租赁合同)为子女到指定中小学入学，免收借读费。

　　不料，这一“优惠政策”实施两年多来，在兰州市就读的农民工子女大多仍在交借读费。兰州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张咏梅完成的一项名为《兰州市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社会调查显示，兰州市至今仍有68.3%的农民工不得不为子女在城市上学交纳200元至500元不等的借读费。

　　“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60%的农民工反映子女在城市上学学费高、入门难。”张咏梅调查发现，办理“四证”不但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些还得托人找关系办理。“尤其是住房证或房屋租赁合同，几乎很少能办上。”

　　兰州市张苏滩蔬菜批发市场摆摊的张师傅，三年前从东北老家携儿带女来兰州做生意。当记者告知凭“四证”农民工子女可免借读费时，起初他颇感兴趣，然而当详细了解所谓“四证”之后，他笑了。“办理劳务输出证至少要回一趟东北老家，得花费多少路费啊！况且不一定能办上，还不如给学校直接交几百元借读费省事。”

　　据记者调查，来兰州务工的外地人员中，80%以上的民工租住在城乡接合地带的农户家中，民工只需按月给房东交纳房租、水电费等费用，大都不办理所谓的“住房证”和“房屋租赁合同”。“我们干的活大都是短期的、季节性的，住的地方很难固定下来，房东往往不愿意和我们签订‘合同’。”一位建筑工地上的民工抱怨。

　　当初，兰州市出台“四证”政策的初衷是，既保障农民工子女能正常入学，同时减少因“大班额”等现象的出现而使城市人口子女的教育环境受到太多干扰。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正如张咏梅所言，“四证”成为阻止农民工子女入学的另一道新“门槛”。“惠而不众”：

　　公共优惠政策沦为“政策秀”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郑本法研究员直言，那些大多数百姓难以享受到的公共优惠政策，与其说是“优惠政策”，倒不如称之为“政策秀”。

　　郑本法说，老百姓的要求并不高，他们只希望政府制定的政策，能真正便民利民，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平和诚信。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某些“优惠”于民、“方便”于民的“新政策”，名为“优惠”，却实设“门槛”，除夺人眼球之外，并无多少实质意义。

　　对此，甘肃省九届政协委员、兰州大学教授汪受宽指出，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仅有政府部门前期单方面的“良好意愿”显然还远远不够，对政策的可操作性、实践中会遇到的种种困难等都需要全盘考虑，因为实践才是检验“好政策”的惟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