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间借贷调查：民间资本投资无门的选择

　　浙江地方民间借贷乱象调查

　　跟吴英直接接触的借款人并不是很多，绝大多数人都应该是通过中间人才能与吴英联系，而中间人所捞到的好处就是利息差——这一点或许也可以从东阳市公安局所控制的对象中看出端倪，在被控制的本色集团案的涉案人中，有4个人为义乌的老板，他们的最大职责就是“帮助”吴英筹钱

　　“浙江的民间借贷历史悠久，一度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融资形式的必要补充，但现在，很多地方的民间借贷开始有偏离正常轨道发展的迹象。

　　民间融资1500亿

　　“刚开始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有一天吴英会还不出钱来，她那么多产业啊。”11日，义乌一位“曲线”借钱1000多万元给吴英的老板刘先生说。刘先生认为，在义乌，乃至丽水、温州、台州等地，人们对民间融资并不陌生，甚至相当热衷。

　　根据公开的资料，浙江的民间融资传统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从那时开始，很多中小企业大都通过民间融资获得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的很少，这一状况一直持续至今。在2006年，丽水相关部门的调查数据显示，丽水企业自筹资金数量竟然是国内贷款数量的3倍还多。

　　“在我们这里，借钱很方便的。当然前提是支付一定的利息。”义乌一做外贸的商人傅先生13日向本报记者表示，商机来了，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刚开始想到的自然是到银行申请贷款，但银行需要东西进行抵押，“（审批）时间也很长，等拿到贷款，最好的机会已经错失了。”傅先生说，不得已，他想到了民间融资，“找几个熟悉的朋友，许诺以2分左右的月利，没几天几百万元就到账了”。

　　“和民间借贷相比，银行的贷款利息虽然低一点，但各项手续费、接待费等加起来也低不了好多。”傅先生说。

　　需求无处不在，在以“小商品之都”著称的浙江义乌，大量的商人需要流动资金周转，大量的企业主需要资金促进生产；在有“中国小水电第一市”之称的浙江丽水，遍地上马的小水电项目，也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温州的炒房团、炒煤团，资金需求更是非常庞大。

　　来自浙江省中小企业局的数据显示，在今年该局规模以下工业企业监测网络调查中，有36.6%的小企业认为资金紧张，其中有5.2%的小企业认为资金十分紧张。

　　早在2004年，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汇总300个监测点的监测数据显示，当年5月份温州市民间借贷发生额6492万元，比上年底的增幅为18%。当时的浙江省银监局也对部分地区的企业民间集资总量进行了测算，得出的数据为温州、台州地区分别是110亿元和80亿~100亿元，湖州、丽水地区分别是70亿元和85亿元，宁波市的民间借贷总量估计至少在50亿元以上。

　　这一数据在2006年又有了相当的增加，丽水的一位高级官员曾在一次正式会议上提到，丽水民间融资的规模曾达到175亿元。据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估计，整个浙江省民间融资规模在1300亿~1500亿元左右。

　　金融掮客大行其道

　　浙江有关部门在去年底的一个调查发现，中小企业的民间借贷资金主要还是用于生产经营。例如，在乐清市调查时发现，主导行业低压电器生产企业中，有集资行为的企业占当地全部有集资行为企业家数的52%，集资额占71%。

　　“在庞大的需求下，浙江民间融资的利率曾一度水涨船高，高时月利率曾达到2%，不过现在大多数时间都在1%左右。”傅先生说，一般在义乌，正规的民间借贷的利率不会很高——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最新数据也为这一说法提供了佐证，数据显示，该市2006年民间借贷全年平均月利率为9.107％。，“利率走势是近三年来最为平稳的一年”。

　　“这种民间借贷以人际关系为基础，大部分民间借贷只打借条，而且，借据上只列出借贷双方的姓名和金额，利率有口头协商或随行就市，期限大多不确定，债权方可随时收回贷款。”

　　汪志锋称，民间借贷形成的信用关系，符合个体私营经济资金需求短、小、频、急的特征，成为个体工商户和初创中小企业理想的融资途径，对民营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

　　“除了一般的生产用资金外，很多急需钱、信用不好的老板许诺的利息还是很高的，因为信用不好，他只能去找中间人，由中间人出面筹钱，于是也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专门以赚取利息差价为生。”傅先生说。

　　在浙江义乌、东阳的一些街头，或者在当地的一些报纸上，不断会出现这样一些“牛皮癣”告示：“工程资金短缺、有急事需资金周转请与我们联系。电话：139××××××××。”傅先生说，这些告示中，有很多是带有诈骗性质的，但大部分是放高利贷的，其背后都有一些典当行支撑，甚至就是以放贷中介为业的金融掮客。

　　在金华市区，也曾有一些“当”字标记的所谓的寄售行，最密集的地方，甚至每隔三四米就有一家，整个金华市区，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寄售行的总数近200家。傅先生说，这些寄售行，“表面上是受物主委托寄卖东西的地方，类似我们平时所说的旧货市场”，但实际上它的“最大功能是非法融资和放高利贷，寄售行老板为了赚取差价，经常以私人名义，以3分利从亲戚朋友处融资，再以5分、8分甚至更高的利息，向一些急需用钱的人放高利贷”。

　　投资无门的选择

　　央行杭州市中心支行此前曾有一个测算，认为浙江的民间资本在7000亿~8000亿元。这部分资金，除了所谓的炒房团、炒煤团的传统投资外，都需要新的投资渠道。在借给陌生人不放心的情况下，熟人或者看上去有一定实力保证的典当行就成了这部分资金去向的最佳渠道，“只有这样才能钱生钱。”曾借贷给吴英的刘先生说。

　　“这好比一个金字塔，站在塔顶尖端的人就是所谓的地下钱庄或者高级掮客，逐层下去，有一大批大大小小的中介在金字塔的底端，才是最普通的拥有几万几十万元的散户。”刘先生说，民间借贷的利息也是越往塔的顶端越高。

　　在有利息差可赚的背景下，一度也有银行贷款“曲线”进入这个市场。“2000年以后，各家银行的业务员都发现，很多客户的个人消费信贷增长迅速，但经过跟踪去向发现，有些人的贷款并没有被用于个人消费上，而是被借给了别人以赚取利息差。”义乌某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科一吴姓负责人13日对本报记者说，在中小企业主的生产贷款中，也有一部分进入了当地一些典当行的账户。

　　“一旦了解了情况，银行不得不果断采取措施，收回贷款。”吴姓负责人表示，这样的借贷是存在极大风险的，一旦出现问题，银行就很可能要为损失埋单。不过他认为，即使采取了很多措施，也难以保证不会有资金被转了几手后再进入这个市场，“有时候跟踪资金流向确实很难的”。

　　丽水的杜益敏非法集资案中，就有好几个案例以个人消费贷款的名义从当地银行获得贷款，然后借给杜益敏。而更多的人则是在高利息的诱惑下，通过找亲戚朋友七挪八借或直接拿出自己的“救命钱”，参与到那场游戏中去——丽水市公安局此前曾向本报记者透露，一个当地的小老板曾将准备给儿子出国念书的70多万元，以及从银行贷来的87万元，加上朋友的借款，总共287万元投给了杜益敏，知道出事后，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孩子再也没办法出国读书了”。

　　“吴英也是这样借的，她有一批‘忠实’的中间人为她四处借钱，他们中间有的人就是典当行的老板，有的人就是金融掮客，以放高利贷为生。”傅先生判断，跟吴英直接接触的借款人并不是很多，绝大多数人都应该是通过中间人才能与吴英联系，而中间人所捞到的好处就是利息差——这一点或许也可以从东阳市公安局所控制的对象中看出端倪，在被控制的本色集团案的涉案人中，有4个人为义乌的老板，他们的最大职责就是“帮助”吴英筹钱，“当然，也不排除他们就是幕后的老板”。宗新建

(责任编辑：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