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过年纪事

　　我的童年是在十年动乱中度过的。家住在一个贫困的牧场小村，主副食常年都是那老几样，苞米面、高粱米、小米子、土豆、萝卜、白菜、南瓜，每月只有可怜的一点点豆油供应，常年见不到荤腥，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大米、白面和猪肉，于是，我们这些乡村的孩子们如饥似渴般地盼过年，不仅是要靠过年改善一下窘迫的伙食，暂时满足一下肠胃低水准的需求，更主要的是在过年那种浓浓的“年味”的刺激下，我们可体验到一种温馨的感觉和做人的快乐。

　　记忆中最强烈的盼年似乎是从杀年猪之后开始的。数九寒天的，外面能冻住肉了，各家各户开始杀年猪，我们除了能够大吃一顿猪肉以外，还感觉到年开始近了。一年的农活煞马扣槽了，大人们开始忙年，淘米磨面，给我们张罗新衣裳。条件好时，家里能给我们扯一块蓝卡其布，找裁缝做一身新衣裳；不好时就把夹袄翻新一下，这我们就知足了，总比平时我们穿的胳膊肘、膝盖和屁股上补丁摞补丁的麻布衣裤体面多了。

　　其实真正感觉到年味浓了还是在小年之后。“腊月二十三，灶王爷升天”。母亲早早起来，把炕坑口用白灰刷了，把灶台擦得锃光瓦亮。还放了一挂一百响的小鞭。母亲说，今天是灶王爷升天，到玉皇大帝那里汇报人间事的日子，咱得敬灶王神，乞求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小年过后，新年就快到了。二十四扫房日，大人们把房屋清扫干净，墙壁刷得洁白，又把从供销社买回来的棚纸一块块对上花的图案糊在棚上，整个屋子焕然一新。这时我们就央求母亲带我们去买年画，母亲拗不过我们，领我们到供销社。供销社的年画太多了，都悬挂在柜台上面临时挂起的绳子上，有《连年有余》、《穆桂英出征》、《哪叱闹海》，还有革命样板戏年画，有整张一幅图的，有条屏分割成多幅小图的，有竖幅的，有横幅的，有新年喜庆的，有带故事情节的，直看得我们眼花缭乱。最后母亲从中选了几幅。母亲并没有马上走，而是领我们到副食柜台前，我们的眼光马上就被那各式糖果、糕点吸引住了，食指下意识地放进嘴里吸吮着。母亲权衡了再三，和营业员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营业员就拿起一个铁皮小撮子，在糖罐里撮半撮糖球和枕头形的糖块，放在秤盘里称，并不断地抖动撮子往秤盘里添秤，直到天平完全平衡为止，然后把糖倒进一个筒形纸袋里，递给母亲，母亲从中拿出几块糖分给我们每人一块。我们把糖球放进嘴里，仿佛含着新年一般的甜蜜。

　　接下来的日子大人们就更忙碌了，做豆腐，杀鸡宰鹅，蒸馒头蒸粘豆包，买冻梨冻柿子、对联福字和鞭炮。因为家庭困难和我们兄弟姊妹多的缘故，我们每人只能分得一挂一百响的小鞭。腊月二十九，父亲为我们几个兄弟剃头，他把围裙围在我们的脖子上，用一把破旧的手动推子给我们剪头，不知道是缺油还是别的缘故，推子时常夹头发，很疼，但我们心里很滋润，这是为迎新年剃的头啊！母亲在一旁告诫我们，剪短一些，再剪要一个月以后，正月不剪头，剪头死舅舅。

　　年三十早晨，我们出去放鞭炮，因为鞭炮少，只好把整联的小鞭拆开成零散的放，点鞭炮没有烟和香烛，我们就用酱秆（高粱秆剥去外皮）点燃。每个人可以分得两个“二踢脚”（双响炮），总是舍不得放。天刚擦黑，我们就准备玩灯笼了。这灯笼极简单，就是小玻璃罐头瓶子，颈部用麻绳系上当作提手，母亲早为我们买好了一包“磕头燎”（三厘米长的小蜡烛），我们每人可以分得两根，我们拎着灯笼去找小伙伴们，这一晚上玩个够，直到吃年夜饺子才回来。吃饺子的时候，母亲告诉我们，饺子里包了“福钱”（其实就是硬币），谁吃到了谁一年吉祥有福。于是我们就争着抢着吃“福钱”，简直要撑破肚皮。那几枚福钱是有数的，吃到的欢天喜地，吃不到就羡慕地看着别人。

　　吃过了年夜饺子，时间就进入了正月初一，新的一年开始了。我们排成队给父母亲磕头，母亲则把事先包好的压岁钱一份份地给我们，尽管每人只有一两毛钱，但我们却感觉到沉甸甸的。年后就可以到供销社去买一两本小人书了。

　　现在想起童年时过年，心里很温馨，尽管那时日子很苦，年过得简陋，年味和亲情却很浓很浓。今天我们物质发展了，年过得排场了，但年味和亲情都淡了许多……（黑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