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学者薛涌：大国为什么不必养作家

　　美国来信之薛涌专栏

　　不久前，中国作家协会的新主席铁凝呼吁维持作家供养制度，认为一个大国养不起最优秀的作家是悲哀的。最近，又看到在《南方周末》上正在进行的中国是否需要文艺复兴的讨论，不禁把两件事情联系到了一起。

　　为什么要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因为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人文荟萃，许多艺术大师是接受政府供养的。这种供养之慷慨和有效，恐怕在世界史上都罕有能望其项背的。没有资助，这些艺术就不可能存在。

　　再看看资助文艺复兴时代辉煌艺术的是谁？不是大国，而是小国。甚至这些小国也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而是独立的城市。那时的欧洲，还处于分权之下诸侯与独立城市并立的阶段，并没有发展到成熟的地域国家或后来的民族国家。而等后来这些更大的政治体崛起成为“大国”后，在资助艺术上却很难比得上佛罗伦萨、威尼斯。为什么呢？搞清楚这一点，对确定我们的文艺政策，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这些小小的城市国家的起家，首先就是避开大国政治，维持城市的自治性和开放性。以威尼斯而言，本是一片被海与大陆隔开的浅滩泥沼，在战乱中人们于此避难，从未想到久留。因战乱不止，最后才由暂居变成了久居。当时的陆上帝国，把土地看做主要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威尼斯这群半泥沼式的小岛，实在不足挂齿。另外，内陆帝国靠的是骑兵和步兵。渡海侵占这些岛屿，也非其所长。结果，威尼斯竟神奇地在乱世中躲过了帝国之间的厮杀和北方民族的掠夺。

　　当居民不得不把这群不毛的小岛当做家园时，就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谋生术:航海做生意。久而久之，威尼斯的商船和保护这些商船的海军就闻名遐迩。而陆上帝国远程征战时，需要长距离的运输，包括运兵和维持供给线。海运则是最便宜的方式，甚至有时是唯一的方式。帝国没有这样的能力，只好到威尼斯来要求服务。威尼斯则不愧是天生的商人，提出互利交易:我把兵和物资给你运到指定地点，在你的帝国中则必须保证我们商人的通行无阻和种种贸易特权。拜占廷帝国的军事调动常常离不开威尼斯。后来欧洲人的十字军东征，包括最后攻陷康斯坦丁堡，靠的也是威尼斯的船队。

　　威尼斯就这样控制了与东方的贸易，成为欧洲巨富，海军也成为地中海一霸，由城市国家发展成城市商业帝国。不过，金钱和武力并非一切。威尼斯的繁荣，不是靠征服兼并别人的土地，而是靠别人和他们做生意。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就成了生意的品牌，不仅是贸易中心，还必须是文化中心和宗教中心以及政治中心。所谓“软权力”变得特别重要。佛罗伦萨等也大同小异，都属于崛起的工商城市，要靠与外面的纽带过日子，要让别人有来自己城市的意愿。如果在宗教和文化上丧失了吸引力，别人不喜欢来，生意也就萧条了。所以，意大利各城市国家之间不仅斗富斗武，而且展开了文化竞争。政治小国成了文化大国。各城市都不遗余力地支持艺术事业。狭长的亚平宁半岛也就成了欧洲的艺术博物馆。

　　帝国则没有这种需要，不在乎外面的人来不来。帝国是用武力占领广大的领土，然后搜刮治下的资源，除了装点宫廷外，不需要对艺术投资。也许帝都还有可看之处，其他地方艺术就相对萧条了。而且，装点宫廷也是为少数人服务，不像文艺复兴的那些艺术，只有具备了公共性，让四面八方的人知道和看到，对城市才有意义。所以，文艺复兴的艺术，在反映时代风尚的世俗性上要领先一筹。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国没有必要养作家。看看当今世界的大国，政府对作家的供养可以说微乎其微。而且大概也很难找出几个“最优秀的作家”是靠大国政府养的。大国具有垄断性权力，即使供养，也不会考虑这些作家是否对世界各地的人有文化感召力。

　　从欧洲文艺复兴乃至日后启蒙运动的历史经验看，有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市场和政治上的分权架构，最有利于文化竞争和文化繁荣。中国目前有共同的市场和文化。要有文艺复兴，地方就需要更多自治的权力。把资源集中起来让大国政府养作家不是出路。鼓励地方的创新倒是正途。比如，湖南电视台通过办超女引起举国注意。此举在文化结构分权化上是一次革命，意义非同小可。不要觉得超女俗。文艺复兴时，那些艺术也被指责为媚俗。文学和艺术不是由大国大政府来养，口味也不是由政府定，而是要由大社会大文化来养。社会和文化之大，也恰恰体现在地方之间的竞争上。

　　(作者系旅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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