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话语的加速度

　　在我个人的体验里，似乎没有哪一年过得比2006年更快了，这个抓狂的年份像一头猎犬一样带着我在北京这个多事之地穿越了比以往更加庞杂的事件和记忆，速度快得让人几乎来不及回味耳闻目睹的一切，当你迫切需要一个喘息的机会之时，它却一声不响地悍然消失了。

　　在回顾2006年我的北京记忆的时候，有一个词像检疫戳一样，盖在了很多相互之间毫无关联的事件肥厚的躯体上，这个强悍的词就叫作“文化创意产业”。这个词好像适用范围越来越广，大到经济走势、区域规划、业界动态，小到楼盘定位、摆摊设点、个人转型，大家都热衷于使用这个词来增强“与时俱进”的“在场感”，其巨大的诱惑力甚至让高校里的一些文化研究机构纷纷把“文化研究”的概念偷换成了“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前者是以独立的反思、批判为要旨，后者则是以投怀送抱加坐地分赃为要务。来势如此汹涌的“文化创意产业”到底激发了怎样的财富想像力和创造力？不久前在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一次“创意文化博览会”上，我深深地被“创意”二字的不靠谱所震撼，在无数冠以“创意产业”之名的土鳖项目中，有一个“武术创意工业园区”最为惊心动魄，里面居然有个功夫主题的超豪华酒店，在展示现场，有N多冻得直打哆嗦的功夫小子正在“一舞剑器动四方”地宣称“创意本是我所长”。

　　2006年北京发生的事件里有好些个都指向了一个叫作“娱乐暴力”的词。2006年的中国媒体在娱乐、八卦环节呈现出畸形的繁荣，娱乐、八卦领域里过于旺盛的媒体话语生产力缺乏相应的公众话语制衡机制加以制约，引发了多重恶果，这一点在北京体现得尤其明显。一方面，被媒体“娱乐”的当事人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某退隐江湖的音乐人不堪娱乐话语的骚扰愤而冲击报社就是明显的一例；另一方面，一些当事人主动与媒体的娱乐、八卦话语合谋，让“博出位”的低等名利逻辑大幅度上扬，张钰事件是这种倾向的最好的注脚；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娱乐暴力”恶果就是，肌肉发达的娱乐怪物已然开始大规模打劫其他领域的地盘，用娱乐化的叙述方式把一些理应在边缘中清静生长的文化现象拖拽到“全民娱乐”视野之下，譬如媒体对“梨花体”以及指向越发诡异的一连串后续事件的过度关注；当然，“娱乐暴力”的最大受害人是广大的受众，他们理应丰富的视野屡屡遭到侵扰。的确，正如被谈论得快要过气的Web2.0时代所昭示的那样，在我们的时代，广大的受众理应成为多极化的文化生产体系中最具个性的生产者，而不是单纯的接受者，“恶搞”一词在2006年度的盛行应合了这种呼声。但最最现实的情况是，如果不考虑接受者的反向生产的能力，单从受众在接受文化产品时的可选择性来说，传说中的“文化多样性”依然只是一个缺乏具体指涉的词，距离我们还非常遥远。这一遗憾不可避免地体现在电影领域。2006年中国的国产电影的确曾经略微显露出“文化多样性”的端倪，《疯狂的石头》、《鸡犬不宁》、《三峡好人》等优秀的中小成本国产影片的确让我们在走进电影院的时候,有过一些比前几年稍微丰富一些的选择，但一到年末，随着“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那部《满城尽带黄金甲》以备受争议的方式强行盘踞了人们的视野，电影领域里襁褓状态下的“文化多样性”再度遭到蛮横的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