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半生·后半生

　　一家四口生活费400元，于振坤给记者看自家的账本。拿着当年院长特批的聘用书，于振坤喜怨夹杂。

　　文／图记者王丽实习生王菲菲

　　核心提示　工作大半生，根已深植入城市的土壤。没有签订周详的劳动合同也没有及时工伤认定，因而没有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农民工于振坤拖着残腿将所在单位告上了法庭。

劳累终生，一朝被辞，叶落无根，今天，于振坤的诉讼之路，凸现了这个庞大群体社会保障制度细则局部缺失的尴尬———一个农民工和一所大学的较量26年的轮回

　　木讷少言的于振坤怎么都没想到官司会一步步从仲裁打到了中院。

　　“我28岁招工到公路学院（三校合并长安大学前三校之一）工作，工作了26年，说不要我了就不要了！”说这句话时，他的眼里满是悲凉。

　　“生活工作了近30年的地方，感情深得很，跟自个家一样……”说这句时，他声音低沉，略带哽咽。

　　半恼半痛，于振坤纠缠在弱小的自己和一所庞大的知名大学的官司当中，求解着“勤勤恳恳工作半辈子，怎么就走上了法庭”的答案。

　　1980年，尚是江苏省沛县农民的于振坤因为家里人多地少，带着弟弟出外打工。“当时听说西安缺木工，刚好我们哥俩都会木工活，就来了”，当年3月，经熟人介绍，于家兄弟俩成了西安公路学院计划外的临时工，在该院伙食科任木工，但未签用工合同。1989年，由于他们工作勤恳，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遂于当年经该院院长特批，与学院总务处签订了聘用计划外工人合同，约定期限为五年，即从1989年元月1日到1993年12月31日止。合同期满后，尽管没有续签合同，于振坤仍在原岗位工作。1998年10月6日，在工作中安装玻璃时，于振坤不慎摔伤，致使左腿粉碎性骨折，学校为他报销全部医药费并支付了三个月共600元的生活费，但没有进行工伤认定及级别鉴定。

　　“1999年8月，伙食科领导口头通知我解除劳动关系。”于振坤回忆说，当时凭借着自己在学校勤恳工作的好口碑和熟人关系，同年9月1日，他又到学校附属幼儿园工作，干些小木工活和简单的水电维护工作，“想着还在学校有活干，就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口头通知解聘的情况再次“光临”了他。2006年2月，幼儿园一位领导告诉他“后勤集团认为你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要解聘你”，很快在工资结清后，他完全丢了在长安大学的工作，6个月后，他接到通知要求搬出在学校的住房。

　　由于正值假期，记者并没能采访到于振坤状告长安大学一案中的长大方面的代理人。但仲裁委的仲裁书和法院的判决书印证了于振坤给记者讲述的主要事实。

　　春节前夕，在于振坤简陋的家里，记者见到了他的爱人陆英（化名）。

　　从长安大学校门内搬出的于家人在草场坡新文巷租了一间约20平方米的旧房子。陆英比于振坤小5岁，俩人经介绍结婚。当于振坤在长安大学还有比较稳定的工作时，陆英也在校内谋得了一份工作，尽管工资仅有500元左右，但因住房和水电免费，小日子过得还略有结余。现在，陆英做保洁员，每天下午6点上班次日凌晨4点下班，每月600元工资。“人家招工都要45岁以下的，我这个年龄没人要了。”找不到工作的于振坤捡过矿泉水瓶子卖钱，现在则给一家房地产公司打工发传单，“一个月全勤奖150块，发传单提成100块多些，一个月差不多有300块钱收入”。日子紧紧巴巴勉强能过，但他最担心的就是两个孩子上学花钱和自己两口子将来养老问题。

　　采访中，唯一见到于振坤笑就是说到1988年他被特批签订劳动合同时。他捧着那张由原西安公路学院院长签名的文件，凑着光亮一字一句读给记者听，反复强调“是院长特批的，只有我们弟兄俩”。

　　一年的官司

　　2007年2月13日上午8点30分，于振坤和委托律师按时赶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前楼某室。从去年2月20日向长安大学工会写信求助算起，还差一个星期，他就在维权路上走了整整一年。

　　也许是官司打多了胆子自然也大的缘故，他开始张嘴讲述自己“年弱力衰、被抛弃”、抱怨“养老、医疗保险什么都没有，还落下个身体残疾”，向法院提出再审申诉，希望原工作单位长安大学能为自己办理基本养老、医疗社会保险并支付工伤医疗费和相关经济赔偿金。

　　由于带着些江苏口音的普通话、言说自己困难的反复申诉，法官和律师常常是“你只用回答‘是’或‘不是’就可以，现在是举证环节，其他不要多说”……诸如此类的提示语言始终穿插申诉过程。

　　到10点30分当日的听证会结束，被告长安大学一直没有人到场。走出法院大门，一直说话支支吾吾的于振坤突然大声说了句：“你看你看，人家后台硬着呢，敢不到法院来！”转而又低声说，“仲裁时，传了三次人家才到场”。

　　面对一所省内知名大学的被告，作为原告的于振坤显得弱小而无助。但法院毕竟是讲证据的地方，由于举证乏力，在此前的仲裁裁决和法院判决中，他并没有得到期望的结果。

　　根据雁塔区仲裁委2006年5月17日的裁决书，因为“目前国家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学校的临时用工人员如何参加社会统筹，尚无明确文件规定”，所以不能支持于振坤要求长安大学依法办理社会保险的申诉请求；同时，“因发生事故后，未经劳动行政部门确认工伤”，也不能采纳他要求落实工伤待遇的诉请。尽管仲裁认定长安大学幼儿园应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7年经济补偿金3430元，但于振坤并不服从仲裁结果，他认定自己该获得的权益要远远大于这些。

　　5个月后，雁塔区法院受理了于振坤的上诉。终审判决长安大学支付于振坤解除合同经济补偿金5880元及额外经济补偿金1225元，共计7105元。和仲裁结果类似，养老和工伤的争议仍没有解决。

　　“我贡献了26年，到头来却被扫地出门，我没有本地户口，媳妇是长安农村户口，两个孩子上学要花钱……以后连养老也是问题。”于振坤声音哽咽地说，为了对得起自己26年勤勤恳恳的工作，官司还会一直打下去，“即使到省高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也得打”。

　　“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犟过，对这事我没抱多大希望。这一年我心里头就没踏实过。”于振坤的妻子陆英说。还有多少个于振坤

　　“于振坤”们的真实社会保障

　　和于振坤类似的农民工们无法享受社会保障的最主要原因在于，由于各种原因不能签订劳动合同。这使得维权本身变得更加艰难。

　　“从我们这儿的情况看，因为农民工没签订劳动合同产生的劳动纠纷占到了80％。”雁塔区仲裁委仲裁员田辉告诉记者，其中，在产生劳动纠纷后不能自己申诉的也占到了80％－90％之多。“像于振坤，他自己对相关法律懂得很少，我们只能建议他通过法律援助渠道得到帮助。”她还告诉记者，没有任何保险的劳动仲裁也占到了很大比例。市企调队的调查也印证了这样的结论。该调查表明，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与工作单位签订合同的有53％，没有签合同的有39.2％，不知道是否签订合同的占7.8％，在已签订合同的农民工中很清楚合同内容的只占41.7％。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关信平目前正在主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政策研究”的调查。调查表明，目前外来劳动者参加五大社会保险的比例大约为：医疗保险10％，工伤保险8.2％，养老保险7.9％，失业保险3.5％，生育保险2.6％。他分析说，总体看来，外来劳动者因相对年轻，对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客观需求不是很强。外来劳动者进城务工经商的目的也比较单纯，大多是为了挣钱，很多人还没有为在城市里永久居住做出打算。再加上他们当中许多人进城前在农村中也没有社会保障，因此对在城市里获得社会保障待遇的主观需要也不高。

　　在五大保险中，以和农民工关系最紧密的医疗保险为例，市企调队调查的结果是，生病的农民工不看病或自己到药店买药占51.7％，去个体诊所看病的有21.9％，去正规医院看病的有24.6％。农民工之所以不愿去正规医院看病，主要基于费用太高的原因。

　　同时，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中国上亿农民工中，有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人不到1／3；用工单位在农民工发生工伤时提供相关费用的不足50％。很多时候，对保险的诉求反而成为他们求职的障碍。在采访于振坤时，他就告诉记者，尽管自己正在为讨得社会保险打官司，但妻子和自己目前找的工作压根就不签合同，更不要说有什么保险。他说，一旦要求用工单位签合同或者有什么保险之类，就不要想得到这份工作。

　　各种调查都表明了这样的现状，即因人情大于制度和得到工作的迫切性的缘故，相当一部分农民工都没有签合同；从法律层面上看，没有合同使得获取必需的社会保障成为空谈。

　　此外，于振坤案反映出的又是这个现状背后的另一矛盾，即缺识少法的农民工一旦走上维权路，还要面对法律层面有法律成文规定但少实施细则的难以操作的障碍。

　　声音：农民工社保状况有望改善

　　雁塔区仲裁委仲裁员田辉：从我当时（2006年5月）参与于振坤劳动争议情况看，虽然于振坤和长安大学只有5年劳动合同，但26年的劳动事实构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所以我们依法裁决应给予于振坤经济补偿。但在裁决中，因为国家对事业单位和学校临时用工人员怎样参加社会统筹，如何享受社会保障，没有明确的文件规定，所以就没有支持于振坤要求依法办理社会保险的申诉请求。后来的法院审判基本也认定了这个仲裁结果。法律没有对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的依据，我们实际工作中很难操作。

　　于振坤委托律师曹源：首先从人情上讲，我很同情于振坤的遭遇，在异乡工作26年，到头来什么都没有，他是典型的弱势。其次，农民工进城务工已经有了20多年的历史，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他们很多人选择了留在城市终老，他们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如何解决，一旦解决不好很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所以这是政府必须重视的问题。这也是我通过法律援助帮助于振坤的主要原因，希望通过个例，对整个人群有所帮助。根据2006年10月17日施行的《陕西省社会保障局关于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工作操作意见》，我认为长安大学应该按照其中第四条解决于振坤的养老问题。这也是我目前找到的唯一有法律效应且可适用于振坤案的政府文件。从仲裁到一审，都认定没有具体的可操作农民工社会统筹的细则，这个《意见》暂时可以弥补养老方面的空白。

　　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西安代表团王增长等11名代表：11名代表提交了制定《陕西省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条例》的议案，希望通过立法，让外来务工人员享受市民同等待遇。《条例》首先要明确部门职责，同时大胆借鉴外地经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在社会保障方面不断赋予进城务工人员更多的在职职工待遇，以达到稳定劳动力资源的目的。从东西部经济发展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看，对于劳动力的竞争趋势将会日益激烈。因此，我们也应结合我省实际，切实加大维权力度，稳定我省进城务工队伍，为全省经济建设储备人力资源。如对某行业工作年限较长、掌握一定劳动技能，并为社会经济生活所急需的务工人员，在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职业培训、子女教育等方面，与所在城市市民享受同样的待遇。法规应当在这些方面做出具体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