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晚报网3月1日讯
今年24岁的女孩夏红玉，被活活地挖出一颗眼珠，而凶手就是她的丈夫。丈夫被判8年有期徒刑，但法院认定其患有精神病，目前住在精神病院。
两年来，夏红玉一边忍受着疾病的煎熬，一边奔波上访，讨要她应该获得的赔偿。
2006年12月14日，夏红玉接到北大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李莹律师的电话后，来到武汉，重新安装了一只义眼(假眼)，以前的义眼只要走路一快就会掉下来，“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特别尴尬，到处找‘眼睛’”。
现在每天晚上，夏红玉都要将义眼取下来，放到水杯里面浸泡。然后滴眼药水，“如果不用眼药水就会发炎，会影响我的左眼”。
“丈夫挖掉了我的右眼”
农历2004年的10月29日，我生小孩后的第17天。有三个朋友来看我，我的丈夫牟伦胜还十分热情地招待了她们，陪着说话、聊天。
她们是上午10点钟过来的，12点多钟离开的。她们走了以后，我就上楼准备睡觉。牟伦胜跟着我一起进到卧室，并向我提出那些无理的要求，要求跟我同房，我很坚决地拒绝了他。
他当时很气愤，但是也没有说什么。生小孩后的那个月我总是感觉很累，于是也没有理他，钻进被窝里面很快就睡着了。
大约下午两点多时，我从睡梦中惊醒，发现嘴巴被被子捂了起来，感觉好像有凉凉的东西——就是螺丝刀，到我眼睛边来了。我用手去把它拨开，大喊干嘛呀……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要挖我的眼睛！
我双手乱抓、乱扑的，从床上滚到了地上。滚到地上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手里面竟然是两把螺丝刀。牟伦胜在挖我眼睛的时候还说：“把你眼睛挖掉了，我还是可以养你一辈子的……我得不到你，我也不让别人得到你。”
我拼命地喊救命：“妈，你快点来救我呀，他要挖我眼睛。”他(牟伦胜)妈和他叔叔牟方志听到我的呼叫声，一起从楼下到楼上来了。
那时，门被他反锁着。
他妈说：“随便你们怎么样，我不管了！”
听到这句话后，他一下子就下定决心，手就上来了……
梦魇一般，我的眼睛被他活生生地挖掉了！
好多的血——地上、他的手上、我的手上……
随后，他从我身上起来，走到门口，把门给打开了。
他妈走了进来，不过不是问我怎么样，而是马上把孩子以及我的手机拿走了，而手机是我当时和家人唯一的联系工具。
他叔叔走了进来，把躺在血泊中抽搐的我抱到了床上。我用微弱的声音求他：“叔叔，你们把我送到医院去好吗？我就想见一见我的父母亲，死了就可以了，死了就甘心了。”
他说：“你等一下，我马上打电话把你哥哥(我丈夫的哥哥牟伦新)给叫回来。”
牟伦新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时候看到我说：“夏红玉你先忍一下，我们商量一下再说。”他们就走了，然后就剩我一个人。
出事的时候大约下午两点，到医院去的时候已经四点多了。
牟伦胜把我的眼睛挖掉后，表面上判处了8年有期徒刑。他哥哥为了包庇他不坐牢，就说他有神经病。其实根本就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神经病来挖我眼睛的。至于法官量刑中提到的投案自首，更是子虚乌有的事。
惨遭轮番强暴后被迫嫁人
也许很多人都想象不到，造成我终身残废并毁掉了我一生的幕后真凶是牟伦新——我丈夫的哥哥。因为如果不是他当初强奸我的话，他弟弟也不会这么对待我；如果不是因为牟伦新在警察的位置上，他弟弟根本就不敢这么对待我。
就是2003年吧，牟伦新还是我们毛坝乡派出所的副所长兼指导员。那时候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他利用警察的身份在我们派出所的户籍里面查到了我的档案。他要给弟弟介绍一个女朋友，可能我的命运就该如此吧，偏偏就查到了我的身上。
农历2003年的腊月十八，他请我们大队书记做媒要求见面。当时我是不愿意去的，但是那个大队书记和我爸爸的关系比较好，碍于情面，所以我答应见面了。
我在他们公安局五楼第一次见到了他的弟弟牟伦胜，他穿着一身保安服装，看起来完全正常。当我们见过面之后，我并没有说答应，也没有说不答应，只是说再考虑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2003年的农历腊月廿四，牟伦新来到我上班的地方，就是湖北省利川市的一家西饼屋。他叫我去他们家玩，因为我们过年的时候比较忙，我也没有时间，所以没有答应他。
他在店里面转了一会儿，看我没有理他，就走了。
腊月廿九的那天晚上，这个我永远都无法忘记的日子。我就要回家过年了，牟伦新七点多钟来到了我租房的地方，他问我什么时候回家，说是回家的时候跟他说一声。
然后他走进来，把门关上了。我当时虽然心里一惊，但还是天真地认为他只是来问一下我，然后就会走的。谁知牟伦新把枪放在我的枕头上，捂住了我的嘴……
2004年农历的正月初十，晚上两点多，他又带他弟弟来同样地对待了我。
21岁的我，两度遭遇强奸后怀孕。牟伦新便作主把我嫁给了他的弟弟。
艰难维权路
牟伦胜被湖北省咸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判赔偿夏红玉56136.4元。由于牟伦胜没有财产，夏红玉一度无法获得她的民事赔偿。为此，夏红玉曾先后5次赴省进京上访。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
“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的记者过来以后，法院给了我第一批的伤残费和医疗费。5万多块钱已经赔偿给我了。但是，后续治疗的9万多块钱，到现在法院还没有判决。”夏红玉介绍道。
“2006年2月21日的那天，想去看一下几乎两年没见的小孩，于是，我和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的记者走到他们家。他们家又打记者又砸相机的，然后把我还扣在那个地方不让我走。我打了两次110，和我们一起去的司机也打了110，可是都没有出警。”
谈起这次经历，夏红玉异常地平静，她说：“如果某一天，我遭遇了什么不测，或者不明不白地死了，我希望媒体能够再继续关注我一下。帮我澄清我的冤屈，查出我遭遇不测的原因，那样就算死了我也会甘心的。因为在我们利川市公安局，以及牟伦新他们那边，我永远只是一个弱势群体，一个弱女子。”
多次接待过夏红玉的湖北省妇联工作人员缪欣曾对媒体表示，湖北省妇联为夏红玉做了大量工作。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湖北省妇联主席曾经给过夏红玉2000元钱，同时还募捐了一些钱。他们还联合法律援助机构为夏红玉提供法律援助，也参与推动了对牟伦胜的三次精神鉴定。至于现在的民事赔偿执行问题，他们也联合省公安厅做了一些工作，并已经为夏红玉办理了残疾证和低保。
另据《湖北日报》2007年1月5日消息，由于牟伦胜没有财产，夏红玉无法获得她的民事赔偿。为解决这一问题，2006年12月省、州、县三级法院对夏案进行了司法救助，为夏红玉送去了5.6万元的救助款。”
如果说，此前的种种反映了夏红玉的不幸，但此时，她又是许许多多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的一个幸运儿。（来源：星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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