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生辞职后靠借钱游5省 承认想躲开竞争

　　刘超：一辈子弹着贝司去摇滚

　　从17岁开始接触摇滚至今，刘超已从背着吉他拜师学艺的懵懂少年长成了高大健壮的青年小伙，并在长沙一个名为“最终选择”的地下乐队担任贝司手。

　　1月26日晚，记者在长沙某医院宿舍楼门口见到了刘超，身高184公分的他身着休闲装，留着寸头，与某网站上他“朋克”的形象相差甚远。

　　来到刘超家，他母亲何女士正在看电视。刘超走进卧室，在电脑上给记者播放了一段记录他们乐队生活的DV，“这是去年在肆陆酒吧演出完后，和一个德国乐队的朋友在湘江边喝啤酒。”说着，他对着画面向记者介绍起自己乐队的成员来。

　　刘超告诉记者，1999年刚从一所电子工业学校毕业的他，曾在某知名品牌长沙分公司工作过一个月，正当他对这份工作感到枯燥无味时，母亲给他报了湖南师大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的自考，“妈妈还是希望我能多读书、多拿个文凭，于是我就去了。然而发现自己对所学并没有多大兴致，也钻不进去，但我很喜欢高校的那种青春气息。”

　　一天，刘超结识了一个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男生，两人都喜欢玩吉他，通过对方引荐，他认识了长沙摇滚圈内颇有实力的贝司手何某。“初次见面我就表示要拜他为师，他问我为什么想学，我就大大咧咧地说，想寻找一点精神寄托……就这样，我学了6个月后就玩起了第一支乐队。”

　　后来，刘超干脆退了学，将全部精力放在乐队上。2000年开始，他和乐队的伙伴们租房住在了一起，每天一起创作和排练，这样的团队生活一直持续了5年。“房租大家各自平摊，也就都是家里出的钱。”

　　何女士不无忧虑地对记者说：“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从小都被看得重，他又不愿意放弃这个‘路’，我和他爸也拗不过他啊。”接着提起让她颇为惋惜的一件事，“几年前，我们医院的职工子弟有名额去参军，当时就去了好多个，我儿子各方面都不比他们差，现在他们回来都是几千块钱一个月呢，可那次他没去报名，好可惜……”

　　“乐队坚持做下来的时间也不短了，经费怎么解决的？”

　　“最开始时根本没人看，现在情况还好了，起码不亏钱。多数时候是免费演出，有时会从演出酒吧的门票里分钱。我印象中分钱最多的一次是在桂林的演出，一人拿到了400元。”

　　“你能保证10年20年后还能这样轻松地去面对吗？”记者问。

　　“我们要活在现在，而不是将来。”刘超打断记者的话，“我每天想做的就是把排练做好，把乐队玩好，至于你说的10年20年之后的事情，我没法给你一个描述，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我想我惟一能确定的是我会一辈子弹着贝司去摇滚。”

　　专家：躲是躲不过去的，应该积极面对

　　虽然对肖丹、曾刚和刘超的采访是分开进行的，但当记者问到“你这样做是不是有些想逃避”时，他们几乎都作出了相同的回答：“生活常常使我感到无所适从，我不这样做就无法解脱。”“我觉得音乐可以缓解我的一切压力，每当我弹起贝司，我什么烦恼都不存在了。” 仿佛离开了了音乐，刘超就打不起精神。肖丹说得更直接：“自从参加工作后我就没轻松过一天，与其在喧嚣的环境中整天闷闷不乐、郁郁寡欢还不如去像西藏那样的地方好清静一下……说句大俗话，惹不起我总躲得起啊！”

　　像刘超这样的城市青年都是与改革开放同步成长起来的，他们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肩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时，父母为其日后的优越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当他们在无忧无虑中度过了学习阶段，到了就业、适婚的年龄的时候，遗憾的是，这些都需要通过竞争去获取的东西常常会使得在温箱里长大的他们感到力不从心，他们缺乏必要的参入竞争的技巧，有的甚至还不知道怎样与家人以外的人相处……

　　2月27日，记者就“城市青年的逃避倾向”这一话题电话采访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一位专门研究青少年问题的研究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是现在高速发展的社会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城市青年用原来学到的理论无法解释的。比如在市场经济中，利益经常成为人与人建立关系的基础。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教育一直抽象地教育学生，忽视了把价值观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因此当这些离开学校的年轻人遇到新问题时，就会把原有的道理忘在一边，他们还无法很好地掌握抽象与具象间的平衡。”他说。

　　“与此同时，城市青年不能正确地缓解压力也是原因之一。青年时期是个体发展的重要时期，个体在这一时期往往面临许多来自内外部的压力，能否适应压力对于今后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总的来看，城市青年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工作、经济方面等方面。面对压力，如果能够主动寻求社会支持，采取有效措施调节自己就能缓解。当然，选择退缩逃避不是好的办法。”这位专家在电话里“哈哈”一笑，说：“躲是躲不过去的，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应该去积极面对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