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什么是改革的最后成功

　　美国来信之薛涌专栏

　　我最近出版的《草根才是主流》一书，提出以小民百姓为基础建立未来中国的主流社会。此说引起了许多人的不安。比如，吴敬琏先生就对把社会分为“精英”和“草根”的说法表示担心。

　　分析这一问题的是非，必须有一个历史眼光。

　　所谓王朝政治，实际上是以皇权为中心的精英治国。这充分体现在科举制度之中。科举所要实现的是“野无遗贤”的政治理想，即有政府而无社会:所有地方的精英都通过考试被选拔到王朝的官僚架构中，确保他们在政治忠诚与文化认同方面永远把中央政府摆在地方社会之上。他们是被中央派到地方进行统治的基层干部，而不是地方利益的代言人。

　　清末民初的改革和革命，彻底终结了王朝政治。“共和”时代为中国历史提供了崭新的机会。但后来的发展表明，这一机会并没有被充分把握。民国政府坐失良机的原因之一，就是虽然抛弃了王朝政治，却没有抛弃精英治国的理念，最后被农民革命所取代。

　　众所周知，中国的宪政改革，从清末就已开始。1909年省议会成立，地方自治的运动风起云涌。不过，即使在科举被废除后，这一表面上立足于地方自制的宪政运动还是不脱科举所代表的精英治国的框架。领导省议会的，往往是清朝的进士。在过去，有功名的乡绅们没有正式的政府职位，要靠着政府给他们的文化权威以及在官场上的关系垄断地方社会的权力。晚清的地方自制，则等于给他们在自治机构中正式的职位，更加强化了乡绅的政治权力，和草根社会严重脱节。中央政府甚至可以依靠这样的新机构把权力扩张到过去的王朝官僚体制所鞭长莫及的基层社会。

　　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改革或者革命，从1912年新的选举法规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只有家产在五百元以上，交税超过两元，有小学文凭的二十一岁以上的男性才有选举权。以这个标准，全国只有四千万人(也就是大约人口的10％)有投票资格。妇女、文盲、穷人，乃至“愚昧”的人没有资格参加这一新的政治过程。显然，这还是一种精英政治。

　　应该说，这种地方自治运动，在推动联省自治，推翻满清统治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其精英主义的框架，却没有化解王朝政治所留下的社会结构。当北伐成功，民国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后，一度创造了颇为可观的经济起飞，即所谓“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但是，国民党的权力基础还是清末地方自治运动以来的政治过程所塑造的精英，或者说是国民革命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人更关心如何利用“共和”体制维护乃至增加自己的既得利益，无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即使是他们中比较开明的人也觉得，反正农民已经苦了几千年，再等几年有什么不可以？他们幻想着经济起飞达到一定程度，饼做大后，农民即使在不公平的利益分配中也会自动获益。

　　可惜，历史并没有给他们机会。这一精英理念的破产，给农民革命提供了机会。当时毛泽东深入乡下，采访农民，准确地把握了草根社会的力量，奠定了中国革命的基础。但是，在这场革命成功后，计划经济体制背叛了草根社会，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今天我们社会中以民工为代表的缺乏政治和社会权利的弱势阶层，就是这一体制的遗产，也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最近1/4世纪的经济起飞，给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会，也提高了全社会对改革的预期。这就把中国推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们究竟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从保障什么人的权利开始？这也是我和主流经济学家的主要分歧。我认为，改革的最后成功是建立草根社会的主流。产权不分大小，都要有效地保护。这种保护，首先要从保证小民百姓的基本权利开始，让他们从经济起飞中获得合理的回报。精英只有为这样的主流社会代言，才能确保自己的地位。清末改革的失败和民国政府的破产都证明:一个缺乏草根声音的精英主义政治架构，无法保证现代化的成功。改革要赶早不赶晚。经济起飞之初，是建立小民百姓的权利，重植草根的最佳时机。等精英们彻底垄断了既得利益，并把规矩按他们的利益定下来后，改革就变得几乎不可能了。

　　(作者系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