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基文自称“协调者”博尔顿讽其不敢坚持己见

　　老实人潘基文

　　和静钧

　　安南前脚刚回到非洲，潘基文后脚就踏上非洲，开始他就任联合国秘书长之后首次非洲之行。当安南在祖国加纳独立50周年庆典上发表高调演讲时，潘基文则慈父般地握着民主刚果艾滋儿童瘦弱的小手，低调参加了埃塞俄比亚非盟峰会，会晤了受困达尔富尔问题的苏丹总统巴希尔，对肯尼亚贫民窟令人窒息的人道主义伤痛表示垂注。

　　记得去年底在纽约秘书长职位交接仪式上，潘基文对安南说：“联合国成功与否的真正衡量标尺不是我们作出了多少承诺，而是我们为那些最需要我们的人履行了多少承诺。”安南在位10年，曾经壮怀激烈，不料却留下诸多遗憾。潘基文这一番“去安南化”言论展露了他引领联合国新政的意向。从他上任差不多50天来涉及联合国人事任用、联合国倡廉运动、列为秘书长优先考虑范围的非洲和中东问题的动向等来看，潘基文口袋里的确有好东西，获得外界的好评虽不如潮，但已如阵阵春风拂面。不过，潘基文的口袋毕竟不是阿拉伯神话里的魔袋，好东西也有用尽之时，这是新官潘基文在挥过三板斧后应有的反思。

　　回归联合国秘书长本位

　　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曾称赞安南为“世界总统”，不过，潘基文应该知道，联合国没有国旗也没有国歌，只有会旗和会歌，联合国秘书长既不是按三权分立模式建立起来的总统制下的总统，也不是议会内阁制下的总理，甚至不客气地说，联合国充其量不过是建立在几个强权意志之上的超政府国际组织，秘书长只不过就是被强权包装下的组织里的办事员而已。

　　《联合国宪章》第十五章规定，联合国设置秘书处，秘书处设置秘书长及若干办事人员，秘书长由安理会委派。宪章明确了秘书长应扮演行政管理员的听命角色，而不是要发挥立法制宪决定者和是非曲直裁判者的宏大作用。宪章规定，秘书长应执行联合国大会、安理会、经社理事会等托付的职责。《联合国宪章》第100条第一款规定了秘书长国际立场中间性原则，不得请求或接受联合国组织以外任何政府或其他当局之训示，并应避免足以妨碍其国际官员地位之行动。

　　潘基文自称是“协调者”、“和谐促进者”和“沟通者”，忌惮被称为“领导者”。安南在这方面吃过苦头，他发起了一场联合国改革运动，却让这场运动演变成他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危机。潘基文深知，改革调整是联合国大会托付于秘书长的一项职责，但是可以改到哪种程度的决定权不在他这里，改革的合作者们也可能陷入利益冲突的泥淖里。他捡起最能控制又能得到当事方合作的部门进行改革，不去碰安南几度伸手却被烫伤的安理会改革计划，是相当聪明的做法。目前来看，潘基文把于一个副秘书长领导下的裁军部门降格为由他直接领导的办公室，把一个副秘书长级别官员负责的维和部一分为二，变成由两名副秘书长负责的两个独立部门，因应了联合国越来越多承担国际维和任务的实际需要。

　　潘基文的倡廉运动也可以视为一场作为联合国行政首长的秘书长理应做而且可以实现的内部管理改革。安南曾陷入“石油换食品”丑闻，几乎葬送了安南于2001年荣获诺贝尔奖时达到的荣誉，这是作为继任者的潘基文所应汲取的教训。从现代政治及管理意义上讲，公开性与透明度是抵制腐败的两大指标。潘基文1月1日上任第一天即向联合国道德操守办公室递交了个人财产申报表，并与联合国其他高级官员一样接受联合国委托的专业财务机构普华永道的审查。1月26日，他如事先承诺把结束审查后的个人财产状况对外公布，打破了以往只申报不公布的惯例，树立了道德楷模。潘基文还要求2000多名司长一级以上的高官及采购和投资部门的相关人员进行财产申报，并把众多工作职位拿出来进行公开招聘，推行“阳光”作业，尽管这个“阳光”已经不是他在担任韩国外交通商部长时忠实推行的对朝“阳光政策”的“阳光”。

　　潘基文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十五章“秘书处”项下的任用高级办事人员要遵循“地域普及性”的原则，在人事任用上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倾斜，如俗称秘书长身边的“三驾马车”的秘书长办公室主任是印度人，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是一名海地女性，秘书处第二把手常务副秘书长则由来自非洲坦桑尼亚的一名女外交官出任。上届高级职员任职期一般在新秘书长上任后两个月才结束，按惯例，作为行政首长的秘书长要重新“组阁”的话，本可以在这段缓冲期内慢慢考虑人选，但潘一上任，就向40多名助理秘书长级别以上的官员写信，要求他们尽快递交辞呈，以便他能尽早开展工作。他的雷厉风行可见一斑。

　　从他出访的议题可以进一步看出，潘基文相当完美地立足于秘书长本位，没有表现出越位的冲动。潘上任后首场对外活动就是造访华盛顿，与布什会谈，谈的是有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非洲达尔富尔问题和中东冲突。潘基文也没有忽视中国在苏丹稳定方面的工作，而是及时把称赞和感谢送给中国。潘基文从欧洲布鲁塞尔到非洲的亚的斯亚贝巴，再从非洲的内罗毕回到欧洲的海牙，谈的也是联合国项下的事，并把自己的行动与看望联合国驻外机构人员紧密结合起来。潘在海牙，就联合国海牙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未决事项向有关当事国施压，要求移送被国际刑庭通缉的战犯。设在海牙的国际法庭，因当事国政府的不积极合作而使法庭调查陷于停滞。

　　虽然潘基文上任伊始守着秘书长的本位谦卑地为成员国服务，并谨慎地施展“平衡术”，尽量不得罪不应该得罪的成员国，但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将一如既往地谨守自己的领地，抵制住越界的诱惑。历史证明，对于历任联合国秘书长来说，善始易，善终难。加利如此，安南也不例外，潘基文呢？

　　博尔顿的恶意提醒

　　曾扬言炸掉联合国总部大楼20层也无妨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标志性人物约翰·博尔顿，从美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一职退下来后，已到美国政府智囊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最近他也对潘基文表现出浓厚兴趣，并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评议潘基文。

　　博尔顿的题为《潘基文，别“拍”掉你的本能》（Don’t Ban Your Instincts, Ban Ki—moon）一文就有唆使潘基文跳出条条框框，照着美国的意思大干一番的味道。

　　博尔顿直言不讳，美国之所以支持潘基文，是因为潘在全球价值观上与安南有所不同；美国并不会满足于接受一个只会把联合国自家园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联合国行政首脑。

　　博尔顿以潘基文对死刑风波一事的反应为例，婉讽了潘基文是个不敢坚持己见的政治胆小鬼。萨达姆被绞刑后，有人问秘书长有何反应，秘书长说了一通萨达姆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的话，受到死刑反对者们的猛烈抨击，潘一下子慌了神，立刻向伊拉克当局要求暂缓对萨达姆两名同案犯的死刑执行，并称联合国反对死刑的立场没有改变。

　　外界都清楚，萨达姆如今落得这般下场，也要感谢美国的“恩赐”，而美国是当今世界还在执行死刑的发达国家。美国并不欢迎对他们自认为正确的制度说三道四的秘书长。

　　博尔顿称，潘的第一反应是对的，因为死刑是一国政府经过司法审判合法地判处该国公民的一项处罚，联合国作为国际机构并没有合法依据可以干预某主权国家的司法活动。博尔顿分析道，潘之所以反复无常，就是压抑了自己作为人的本性，听任狂热分子的摆布。博尔顿提醒道，就如1975年联大所承认的信条一样，“狂热主义也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

　　博尔顿煽动道，联合国秘书长是这一组织的行政首长，而不是首席布道者。联合国要是早点意识到这一点，就不会陷入“石油换食品”丑闻、联合国采购欺诈及维和部队泛滥成灾的性犯罪。

　　虽然博尔顿也在数落潘基文随大流，没有在巴以冲突与黎以冲突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但他还是对潘基文上任以来诸如人员使用、倡廉运动等表现作了表扬。不过，潘基文还是应该听到言外之意，如他敢不顺着山姆大叔的指挥棒起舞，他的口袋里再有好东西也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