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坚持统筹兼顾、合理规划、发挥优势、落实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大国家对欠发达地区支持力度，鼓励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对口援助，促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本报特派记者刘丽普刘彬北京报道 在京津特大城市繁荣发展的背后，是环京津地区触目惊心的贫困，按照《2006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的描述，在首都周边存在着大面积贫困带的现象。
断裂：贫困农民落后北京农民20年
一年多过去了，记者到董存瑞的故乡———张家口市怀来县南山堡村采访时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那是在2006年3月中旬，华北平原已经是春天的色彩了，但塞北南山堡村还是一片土黄色，干枯的茅草在土房顶上随风飘摇，穿着厚棉衣的老汉，肩膀上挑着两桶水，在狭窄的街道上颤悠悠地行进着。村委会前面的空地上，花布、日用品、小食品在地下一字排开，妇女们在讨论着用哪种花布做床单、褥单好看。他们说，这是村里的“流动超市”，经营者隔几天开上三马车到村里来卖一次物品。这样的场景，即便与我省南部平原农村相比，也应该是10多年前样子了，更何况与北京日益发达的农村相比了。有统计显示，类似这样的贫困村庄，在我省与京津接壤的6个设区市中，有3798个，贫困县则有32个，占该地区县(区)总数的44%。在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提到，改革开放初期，环京津地区与京津二市的远郊区县基本处于同等发展水平。到报告发布时，环京津地区已经存在大规模的贫困带。
2006年8月，河北选区十几位全国人大代表在对环京津的涞水、赤城和丰宁三县调查中发现，三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财政收入仅分别为北京地区农民的28%、13.7%、7.2%，北京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8000多元，而三县的农民人均收入只有2197元，相差近6000元。赤城县只有1730元，与北京地区的农民相差6055元。如果不出现奇迹，贫困农民至少要奋斗20年，才有可能赶上北京农民现有的收入水平。调查发现，我省生活在“环京津贫困带”的村民生活困难，住宅是土坯墙的茅草房，夏天漏雨，冬天透风；粮食基本上是“靠天”收，灾年靠国家和社会救济为生，丰年温饱、灾年返贫现象严重，许多村民甚至连豆腐都不能经常吃到，过年时才能吃上肉；小病扛着、大病拖着，除了病危，老百姓基本上不看病；不少年轻人只上到小学五年级，回家后没事干，因无技能和害怕上当受骗，不敢出去打工，只能在家里闲着；有的村甚至吃水困难、不通电话、看不上电视。这些村还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光棍比较多，张家口市赤城县龙门所镇梨树沟村，村支书已经41岁了，因为家里穷至今没能娶上媳妇，贫困程度可见一斑。县里的同志讲，代表们所去的村，交通相对比较方便，还有一些深山沟的村，车根本进不去，比看到的村还要穷。
欠账：“政策性贫困”是主要原因
“环京津贫困带”的形成，正如有关专家所说，京津两个大城市对这些地区的“资源吸附”是一个重要原因。在环京津带，为减少京津发生沙尘暴和涵养水源，采取的封山育林、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让当地农民断了很多靠山吃山的念想，农业和畜牧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为了保证京津水源的充足、清洁，大规模压缩工农业用水，关停了众多效益可观的企业项目。因此产生的大量富余劳动力无奈地流向城市，他们在城市尚难立足，还能为家乡做些什么？在我省赤城县，为了节水，县里改变了农作物种植结构，水稻种植面积由原来的五六万亩削减至五六千亩；为保护水资源不受污染，近年来关停、压缩了59个企业，经济损失近5000万元；全面禁牧、舍饲养殖则使当地农户年收入减少5000万元以上；在承德潮白河流域，迄今为止，先后禁止的工业项目达800多项，造成每年损失利税10多亿元。
然而，至少在政策和制度层面，京津并未给这些地区有过任何直接的补偿。最明显的例子是，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的水源地大都在河北，且两座水库也为京冀共建。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河北不仅不能分走一滴水，还必须无条件地保障北京充足的水源。一个现实问题是，我省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值的1/7，甚至还比不上以干旱缺水著称的中东和北非。通过引滦入津工程，河北每年也要向天津供水10亿立方米。河北在把自己流域内的水无偿供给京津的同时，还要花钱向黄河买水。可以说，为了京津的发展，周边地区付出了很多。在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在一定阶段，对周边地区的吸附效应要大于扩散效应。美国的田纳西流域，日本的北海道地区，都曾经是贫困人口集中和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地区。但这些国家通过采取综合性和区域性战略举措，消除了贫困，缩小了差距，走上了区域良性循环的道路。
愿景：区域协调机制破解贫困顽疾
“环京津贫困带”也成为本次全国两会的关注焦点。来自河北的全国人大代表们普遍认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发展思维和路径都是“以城市为本位”，为了城市的快速发展，大规模向周边地区索取各种资源。从一定意义上讲，“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在土地有限、人口众多的中国有其合理之处，并且在实践中也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城市本位”的发展模式，也造就了类似于“环京津贫困带”的难题。代表们提出，当此之时，应该以构建“和谐社会”为契机，加快大区域的发展步伐，尽可能均衡各种资源的分配与使用，以城市资源反哺贫困带。同时，河北要从传统的被动的“服务京津”向主动的“接轨京津”转换。
代表们建议，国家应制定并实施京津冀区域发展规划，建立区域协调机制；发展京津冀区域经济，实现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京津冀市场的对接、产业的融合与转移。除高精尖工业外，京津应优先向环京津贫困地区转移，至少产业链应该延伸到周边贫困地区，优先合理利用周边贫困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形成京津冀城市整体反哺区域农村，区域农村整体支持城市的良性区域经济，京津应把支持周边贫困地区的发展作为京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研究建立跨区域有偿用水和环境治理受益补偿机制，建立健全合理的市场化的水资源配置机制，供水、护水应受到合理补偿。同时要着手研究包括水资源使用权损失补偿政策、限制传统工业发展权益损失补偿政策、生态工程管护费用补偿政策等特殊的资源环境保护损失补偿政策；国家对环京津的特殊水源、环保地区———张家口、承德两区实施特殊的“一退双还”政策等。制度化、责任化的反哺，打破了体制性的壁垒，或许将是以后解决“环京津贫困带”问题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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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地区需要扶持的几个具体项目
一、加快京承、京张高速公路和城际铁路建设。
目前，京承高速公路河北段已完工，但由于北京市密云县还有59公里的路尚未竣工，致使京承高速至今未能通车。建议北京市加快工程建设进度，使京承高速公路尽快通车。另外，建议国家将京承、京张两条城际铁路建设尽快纳入规划并尽早实施。
二、加大对张承两市风力发电项目的扶持。
张家口市风力发电资源丰富，大约有1000万千瓦发电能力，但目前只开发了45万千瓦，承德丰宁、围场两县的风力资源也有待进一步开发，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对张承两市风力发电项目的支持力度。
三、加大对承德钒钛产业基地有关项目的支持。
此项目已列入国家发改委编制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产业发展布局专题规划》和省“十一五”规划，总投资383亿元，是承德第一主导产业。建议国家对与此有关经济项目给予特殊支持。
◎记者手记
被割裂的幸福
本报记者赵志国北出京城，百公里之外，就到了塞外张承，尽管与北京山水相连，但却是一种与大都市完全不同的困窘与落后。繁华与困顿的反差之大，会令人有时空交错的感觉，富裕与贫穷的距离如此贴近令人震撼。更可怕的是，如果按照以往的惯性任其发展，这种极度的贫困将很有可能会“代际传承”，眼望着山那边的富裕和繁华却只能坐守贫穷，这种反差注定不会让人感觉幸福。这就是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现实。最富裕的都市与最贫穷的山村守望相邻，与大多数贫困的根源不同之外在于，张承面临的是一种“政策性贫困”，为了让京津有一个蓝天绿水，许多年来张承地区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多年来强抑发展的冲动，退稻还旱的无奈，但是面对京津的繁华，同在一片蓝天下的张承却长期处于被遗忘的角落。
同样是种田，张家口与北京延庆的补贴相差10倍；同样造林，北京一亩林补助3000元，而张家口不过100元；同样的村干部，涞水遽家蘑村支书一个月收入200，而且还只是空头支票，山那边的北京郑家蘑的村支书一个月收入就是1000元；同样的看病，北京延庆大庄科村民每年每人补助50元，而相邻的河北赤城阎家坪村的村民还不知医疗合作是何物……这种被割裂的幸福让人心惊，张承农民应当分享到改革成果。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石广生在分组讨论会上有感而发，讲起去年他到张承地区考察，在一个小山村里看到一个无业游荡的青年村民，一问之下，才知道这位大字不识的村民因害怕上当不敢出去打工，而像他这样无工可打的村民还不在少数。尽管石广生联系了一批义乌的小老板为这个村和这个县解决了许多农民的打工问题，“但更让我心焦的是，还有那么多贫困村的人们在艰难地生活着。只有这些贫困地区的农民们生活好了，我们这个社会才会真正步入和谐。”这种消除贫困的努力已经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也已有能力来对环京津贫困带的200多万贫困人群予以政策扶持，北京也在去年宣布将每年安排落实2000万元帮助河北省治理密云水库、官厅水库上游地区水环境，被许多人视为呼吁多年的“生态补偿”终于有了可喜发轫。当然，在一体化进程中，未来的京津冀三方已经没有独善其身的选择，计划时代的“一刀切”和无偿调拨，在市场经济时代已经失去了生存的空间，消除贫困的努力也需要因时而变，从京津冀的大空间去寻求解决之道。燕赵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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