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委员（左一）、绍一鸣委员（中）、蔡威委员尽管年复一年的探讨，使大众对医疗体制改革“至今已觉不新鲜”，但恰恰是老生常谈，才反映出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困顿局面。所幸两会期间大家畅所欲言，“问题都谈清楚了，医改就大有盼头了”。
“万家医院相继开，高楼大厦盖起来。富人有钱住进去，百姓门外多徘徊。”“脱贫两三年，一病到从前。”近年来，像这样在民间流传、反映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歌谣不绝于耳。
2007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在多家媒体进行的民意调查中，“看病贵、看病难”不出意料地位居“新三座大山”之首。继而，又“顺理成章”地成为两会上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
医疗不公积重难返
钟南山委员尖锐地指出，医疗公平性在我国体现得很差，社会地位高的人享有的公益性就高，地位低的人享有的公益性就低，没地位的人就没有公益性。他建议，当前医疗卫生事业改革要着眼于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
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2月，中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数达1.3亿，仅占城镇全体从业人员的1/3。飞速上涨的医疗费用，成为众多城镇无医保人员的就医之痛。对此，郝萍代表认为，解决工薪家庭、农民家庭“一人生病、全家致贫”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殷大奎委员列出的一系列数字更可佐证，我国目前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
1998年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我国87.4%的农民完全是自费医疗，37%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就诊，65%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住院；至1989年，我国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下降到只有4.8%，直到1995年也只恢复到15%；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的倒数第四(188位)；2003年，卫生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患病群众48.9%应就诊而未就诊，29.6%应住院而未住院，44.8%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约1.3亿人，享受公费医疗人数为5000万人；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据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对于这些现象，许多代表委员表示深有感触。“现在不仅省、市医院有干部病房，甚至连一些县医院也设置了干部病房。一个比一个豪华，一个比一个设施齐全。空调房、随叫随到的高级护工、专职厨师提供的饮食……”全国人大代表乃东红日前强烈呼吁，医院应取消干部病房。
以药养医沉疴难除
现行医疗体制的种种弊端，主要表现为医疗费用高昂。“看病贵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是患者在用治疗费维持着医院的运营费用和职工工资。”北京医院原副院长栾文民委员一针见血地说，自从国家把医院推向市场，逐渐对医院“断奶”后，投入大大减少，医院不得不在经营上下功夫，推出了各种激励机制，其核心就是把医务人员和医院的收入挂钩。
和瑞芝代表说：“目前大医院药品收入平均约占医院总收入的50％至60％，一些基层医疗机构的这一数字已高达80％至85％。在利益驱动下，高价药和‘大处方’成为医院和医生的必然选择，而那些利润少的降价药，自然被打入‘冷宫’，最后从市场上消失。”
国家发改委近日公布的一项最新数据显示，当前北京部分医院使用价格较高的抗菌药用量显著增加，而廉价的青霉素类药品用量却大幅减少，从销售数量看，青霉素注射剂已从10年前用量第二位，退居到目前的第十七位。这也成为群众人均药费负担不断上涨的主要原因。国家发改委表示，不可否认在利益驱动下，一些医院愿意开大处方、售高价药的问题也是比较普遍的。
3月1日，国家发改委发出第22次药品降价方案时，这场进行了10年的降价措施因为实效不大，已难以引起大众的关注。
据了解，在发改委已经采取的22次药品降价措施中，约有1600多种药品先后降价，降价总金额达500亿元。
另一个引人深思的数字是：根据卫生部医院统计数据测算，通过药价加成，全国医院每年的药品加价获利收入500多亿元。也就是说，发改委穷10年之功为老百姓降下的药价，仅等同于医院一年之利。肖建章委员认为，依靠行政降价解决“看病贵”已进入死胡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在日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坦承，药品价格问题确实非常混乱。药品虚高定价、打回扣、一药多价、一药多名等现象屡禁不止。确实有一部分药品，在降价以后改头换面，又重新把价格提高起来。马凯认为，要真正解决药品价格过高、过乱的问题，只就价格论价格不行，如果不解决医院的以药养医机制，不解决药品生产、流通中的问题，不解决新药审核注册制度等一系列体制问题，“问题解决不了，群众得到的实惠有限”，所以要靠综合改革。
医改亟待突破瓶颈
“医院体制改革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瓶颈’，医院体制不改革，医疗卫生事业目前存在的许多弊端都无法解决。”栾文民委员尖锐地指出。关于医院体制改革，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是医疗卫生属于福利性的公益事业，其“公益性”应主要靠政府而不是靠医院来体现。建议医院的运营经费和职工的工资均由国家承担，而医院的所有收入都要上缴国家，即收支两条线；二是医院体制改革尽管很难，但势在必行，可以先做调查研究，选一些医院试点，积累经验，然后推广；三是社区医疗服务是城市医疗的发展方向，是流行病监控的网底，社区医疗服务机构不能民营化，应实行收支两条线，否则还会落入“以药养医”的境地；四是采取措施将大医院的患者分流到社区医疗机构，如采取不经转诊，医疗保险不予报销等办法，以尽快实现分级就诊。
“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不满主要体现在医院，而医院的问题核心是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没有改革。”卫生部部长高强7日在参加医卫界联组讨论时，在发言中强调了医改的核心问题，与栾文民的观点不谋而合。
高强认为，现在医院运行机制方面的问题是政府投入不多，医疗机构以药养医、创收归己的运行机制很难保证医院的公益性。高强形象地说：“一方面要医院创收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一方面又不能让医院创收太多，医院很难找准这个点。”高强表示，创收不应该是公立医院的职责，改革首先要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这一方面要政府加大投入，另一方面还要建立科学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
对此，钟南山委员则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医改的核心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医疗卫生公益性有多大体现的问题。目前，公益性的定位并不明确。”
相比于医院体制改革的复杂与观望，作为平衡药价、解决“看病贵”的一项重要举措――基本药物制度正在酝酿建立。据了解，这个制度的核心是列出一个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对列入目录的药品实行政府组织的定点生产、统一价格、统一配送。2006年8月，国家药监局公布了《第一批定点生产的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目录》。2007年2月，国家药监局披露，我国已确定内地第一批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定点生产企业和药品品种，10家大型制药企业被指定生产32种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
肖建章委员说，基本药物制度既要体现社会义务，又要遵循市场规律。如何让基本药物的生产和销售既能满足生产者有利可图，又能让患者从中受益，是基本药物制度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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