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于吴敬琏先生并不陌生。对也好,错也好,必须承认:在这个改革的多元路径的时代,吴敬琏的敢言就是对时代的致敬。
无论人们如何反感,或是如何赞同,吴敬琏其实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立场,他的观点一直在那儿,好也罢,坏也罢,就是绕不过去,他说了,并且就是这样说了。
两会期间,是“吴氏语言”的高发期,谁叫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呢?同时也是舆论“吴氏语言并发症”的高发期,谁叫媒体如此关注吴敬琏呢?但对于大众来说,最可怕的不是有立场的坚持,而是没有立场的油滑与逢迎。
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经济界小组讨论会上,吴敬琏针对诸多社会热点议题,多有不羁之论。乍听之下,似乎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可细听之下,却不乏峰回路转之处,人们往往被上半截噎住,再也吞不进下半截,于是有失曲径通幽的思维比照。
譬如,吴敬琏提春运不涨价不符合市场经济原理,还有一个补贴农民工的逻辑,即“票价上浮,然后用多收的这3个多亿,补贴农民工车票,这样既按市场运作了,又补贴了农民工”;他提城市征地补偿不用按市价补偿,也还有区分的补充,即“老城区应按市价的全价补偿,但有一种情况是因为城市化,土地忽然升值很多,地价上升了几十倍的,就不应全价了……城市化使得农村变成了开发区,这是整个社会都有功劳。如一个渔村,忽然变成了开发区,南方一些渔村甚至变成了城市,各省人民都投了很多钱,按全价补偿对为全国做出了贡献的内地地区,就有点不公平了”;他提应趁油价下降时加征燃油税,亦有出于“燃油税是势在必行。我认识的很多私人购车者,买车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排量、油耗,而在国外私人买车一定要考虑排量是不是过大。如果政府不加征燃油税,反而是误导了消费者”的考虑。
相对于急躁选择性的听取,吴敬琏的某些论点真是“叶落于沟渠”。吴与已过世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一样,一直到死,他都无法不将自由市场置于头项的星空。对行政干预市场的大不以为然,恰恰说明吴敬琏站的是一个学者对于市场的立场,而不是利益集团的立场。虽然这个立场之上还有是非的判断,但在一个以市场化为指归的经济改革中,“吴氏语言”的着眼点,却分明是另一种途径选择的昭示,这种昭示,有着不可替代的审慎意义。
吴敬琏尊重市场对效率的追逐,却忽视效率之上还有公平的是非——譬如:就铁路春运而言,当政府职能、企业职能,甚至市场都缺席时,即不能用市场经济原理来衡量春运涨价;就城市征地补偿不用按市价补偿而言,在房地产预售制与地方政府有“托市”驱动的情形下,不按市价补偿的利益并不能公平地还诸社会,反而有腐败可能;就燃油税开征而言,不仅有油价低位运行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市场化的前提。
而大众却太在乎公平的是非,对“吴氏语言”下市场规律运行的某种合理性视而不见,从而失去了另一种比照的可能,于“炮轰”的热情下对脚下可能的陷阱不予考虑。当我们面临选择“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时,关乎公平的是非当然要我们自己来选择,“吴氏语言”并不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吴敬琏提供的也仅然只是一种立场——在此时,吴敬琏的立场当然远胜过暧昧的逢迎。
吴敬琏曾说过“改革正在过大关”——我们必须明白,有多种路径选择的过关,总比只有一种路径选择的过关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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