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农民工正名

　　公民社会之朱健刚专栏

　　两会期间，代表们再次将眼光集中到农民工群体，从提高农民工工资待遇到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甚至有代表提议取消“农民工”这一称谓，改称“外来劳务工”或“新市民”，抑或统一称为“工人”。

　　长久以来，农民工或者被看做问题群体，或者被看做弱势群体。把其看做问题群体的人们认为他们给城市生活带来环境的破坏、犯罪率的增加以及社会秩序的紊乱。例如春节之后不久，就有网友呼吁提高门槛，限制外来人口进入，以维持城市的整洁和安静。农民工仍然被视为对都市秩序的一种威胁。而另一方面，农民工又很容易被简单地看做弱势群体，似乎他们注定处于社会边缘，缺少文化教育，地位低下，只能依附城市生活，似乎他们来到这个城市，只是为了挣那么一点微薄的收入。“农民工”这个称呼本身意味着这个群体被主流社会安置于农民和城市工人之间，它的地位不定，前景不明，因此也就给人们带来不安全感，人们也好像不需要从制度上给予他们一个根本上的长久保障。

　　但在长期观察中，笔者深切地体会到，随着第二代乃至第三代农民工的出现，农民工已经不再只是把自己看做在城市里谋生存的一群乌合之众了，他们正在迸发出这个城市所需要的某种创造力和生命力。他们不但在为这个城市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他们还在这个城市中进修、创业、生儿育女，他们也开始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音乐、文学乃至新的文化，他们更越来越多地组织起来，交流分享，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中间的阶层意识觉醒者已经在讨论如何建设和谐的劳资关系，如何建构整个阶层的自我意识，甚至关注他们如何参与到整个国家的未来建设中。在他们中间所分享的吃苦耐劳、执着追求以及兄弟般的友爱精神正是这个城市所需要的，他们的文化正在影响着都市文明。在最近上演的《三峡好人》中，韩三明和那些拆迁工人感动着许多城市人的心灵正是这样一个明证。

　　这些农民工正在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他们本身正在推动中国工人阶级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他们已经不再只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群，而是正在成为一个将会对整个城市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带来深远影响的阶层，“农民工”这个称呼是对这个阶层崛起的不合时宜的歧视，它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称的“象征暴力”，这类暴力把人群限定在那个只是给人们带来不安和威胁的不洁净的位置，但这种隐蔽的暴力实质上是企图压制着这一阶层生命力的进一步爆发。是为农民工正名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听到更多他们自己的声音。

　　事实上，不只是专家学者、人大代表在给他们正名，我的一个农民工朋友告诉我，他们在深圳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团。他们在取名的时候没有把自己叫打工者艺术团，而是把自己叫“新市民艺术团”，他们已经在建立对自己新的认同和自信。没有这些新工人，哪能有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城市？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从所谓问题群体或弱势群体的幽暗意识中走出来，才能让这个崛起的新工人阶层和其他社会群体能够真正平等地和和谐地互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们为这些新工人争取权益和呼吁关注，与其说是一种关怀和体恤，不如说是向这个新崛起的阶层的致敬。也衷心地希望在未来有更多的这个阶层的代表进入到这个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中去，以他们的方式，发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

　　(作者系知名学者)

　　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