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门表示能提供的帮助有限,专家建议将精神科疾病纳入公共卫生范畴
“要是有一点办法,家里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年近六旬的于金英哭着说,13年前,她的儿子章好坤患上了精神方面的疾病,四处求医无果,家中也为此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合肥市四院的精神病学专家建议,应将对农村精神病人的救助纳入公共卫生体系,实行新的合作医疗体系。
中考落榜后落下病根
章好坤的家住在阜阳市颍泉区伍明镇张集村,提起儿子的病,母亲于金英就哭个不停。
“章好坤从小就老实,性格内向。”于金英说,1993年,儿子初中毕业后,就与同村的几名同学一起参加中考,结果,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的章好坤却榜上无名。看过中考成绩后,章好坤回到家就睡下了,一睡就是10多天。
半个月后,他告诉母亲:“我再复习一年肯定能考上。”于金英没有答应,章好坤又睡下了。3天后,他大声“哎”了一下,就独自向外跑去,章家人立即追赶,可是没有追赶上,同村的村民也加入寻找的行列,1天后,章好坤自己回了家。在家过了一段时间后,为了让他释放心情,于金英就让儿子跟姐姐一起到外地打工去了,没想到,在外地务工期间,他喝了毒药,经抢救康复后,回到家里的章好坤似乎精神不太正常。
章好坤还是经常跟父母提及要上学的事情,母亲说,家里实在是再也拿不出钱供应他上学了,何况,儿子当时已经21岁了,家里打算用结婚来拴住章好坤想上学的心。结婚几个月后,章好坤的病再次复发,经常大叫“不想活了,要离婚”等等,病情不断地恶化。当时已有身孕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后,不堪忍受其折磨,离开了他。
父母无奈“囚禁”病儿
于金英说,为给儿子治病,她多次因借钱而下跪。但是,不管是民间土方还是迷信神鬼,能想到的方法都用了,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不仅不见效果,家里还欠下大笔外债。
另一方面,章好坤的病情由以前患病时就睡觉,变成见谁骂谁,有时,还拿刀、剪子等伤人。为了防止发生意外,1994年,章父在离家100米远的地方,新盖了一间小屋,把章好坤关进了里面,可是,章好坤在里面,把自己的衣服全部撕烂,把门弄坏,还经常摔东西。为了不让章好坤出来伤人,章父把儿子可能出来的地方都堵了起来。章父告诉记者,毕竟是自己的儿子,每次给他送饭,都是含着眼泪去,哭着回来。
章好坤的小屋只有2米高,4平米左右,房子的门用铁链子紧锁着,另外,还用两根拇指粗的绳子拉着。小房子的四周分别在1米多高的地方,有两个碗口大小的洞,透过洞口向屋里看,黑漆漆一片。13年来,无论刮风下雨,家里人都不间断地给他送饭,为了防止他用筷子自杀,家人不给他特别硬的筷子。
避开所有人才会吃饭
阜阳某电视节目报道了此事后,阜阳三院表示,愿意救治章好坤。3月9日上午10时40分,小屋的门被打开,“里面散发出一股浓浓的酸臭味。”村民说,在稍微有点高的地面上,铺着一层麦穰子,上面站着一名男子,他就是章好坤,头发、胡须都很长、很乱,且毛发都呈棕色,手指甲和脚指甲都很长。
两名医生将章好坤架出小屋时,见到阳光,他紧闭双眼,不停地喃喃自语:“我不去,我不去......”但并没有一丝挣扎。见儿子出来,于金英躺在地上痛哭不已。11时40分许,章好坤被接到阜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安排住院,洗完澡后,护士给他换上衣服。几位专家给他做了初步的诊断,据初步诊断结果,他可能是患上了抑郁性情感精神分裂症。“由于长期禁闭,章好坤的语言退化严重,不会与人说话。”专家说,患者目前只知道饿了要吃饭,而且要避开所有人才会吃。
民政部门表示救助有限
“目前,像章好坤这样的病人,还不属于农村医疗救助的范围。”阜阳市民政局局长司学龙说,阜阳的农村医疗救助资金,只对特困户、低保户和9个大病救助对象发放,一般的精神病患者不再此列。
此外,无法救助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救助资金的严重短缺。司学龙介绍说,以章好坤所在的颍泉区为例,全区60万人口,医疗救助资金却只有10万元。“平摊到每个人身上,没有多少钱。”司学龙说,根据阜阳的现状和资金情况,按照规定,每例救助的资金上限为6000元,农民如果遇到大病、怪病,靠这点钱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今年,全省民政投入3000万用于农村医疗救助,可以缓解资金的紧张问题。”司学龙说,虽然有省里的扶持,但阜阳的救助资金还是不足,只有在农村进行新的合作医疗,才能从本源上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对章好坤进行救助,但是力量微不足道。”
专家建议纳入“公共卫生”
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院)门诊部主任夏海森告诉记者,此类现象目前多见于医疗以及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农村,针对这类人的救助虽然一直在进行,但是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将一些精神科疾病纳入公共卫生范畴,由国家承担全部医疗费用可能会成为将来的一种解决办法。
“这种情况比较多见于农村地区,由于经济条件比较差,会导致一些人在患病后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夏海森称,对于这种情况,很多患者都属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或者痴呆,其主要病因包括遗传、环境以及家庭等多方面原因。而其中一些家庭由于遗传的原因可能一家人当中有几人都患病,情况更糟。而由于农村经济条件所限,其中一些患者很可能就离家出走了,在社会上流浪,而作为合肥目前精神病流浪人员定点救助单位的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每年接收的此类人大约就有100多人。其中,很多人就是患病后从农村流浪到城市的。
“据我所知,目前政府的一些部门每年会有一些救助。”对于这类病人的救治问题,夏海森称,目前除了政府一些部门的救助外,我国香港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地区的慈善机构也在积极从事一些救助工作,他们一般通过政府部门或者直接找到相关的医疗机构进行合作。
据其介绍,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已经有人提出将精神病等某些特殊种类纳入公共卫生体系。“就像现行的艾滋病治疗一样,由国家买单。”对于目前的状况,夏海森认为,对于一些特例,可能由当地政府建立一个完善的救助体系,将专业的医疗机构纳入进来共同解决,这可能是现在比较现实的解决办法。(颍辉、武长鹏、吴尚)
来源:
安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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