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血火中重庆第一次直辖(组图)

　　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以255号训令颁布：“查重庆市现经改为直隶于行政院之市，应即行通行饬知。除明令公布外，合行令仰知照并转饬所属一体知照。此令。”就此，重庆开始了近代史上第一次直辖。它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什么？值此新重庆直辖十周年前夕，本报以史为镜，引领读者穿越时空，走进68年前那个黑云压城的春天———

　　自1939年后，重庆经历过三次直辖，其基本可循的规律是：中央政府对重庆直接进行管理，往往出现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是历史赋予重庆的重大使命，重庆也因此对中国历史进程发挥了关键作用。

　　1939年5月5日重庆第一次直辖时，正值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关键时期，正值惨绝人寰的“五三、五四”大轰炸的第二天。重庆直辖向世界宣告：中国不会亡，中华民族决不投降！

　　重庆第一次直辖，确定了它作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战时首都和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的指挥中心地位，大后方的制造业中心。重庆人民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重庆第一次直辖，诞生于伟大的抗战，它不但是全民族、全世界的正义之战，更是先进文化和生产方式的一次伟大变革，它使重庆由一个封闭的内陆城市，从此真正走向开放，具有了云水襟怀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历史选择

　　68年前的暮春太血腥

　　1939年的5月3日，暮春，是市城建局退休干部纪杏鸾永生难忘的一天。“那年我13岁，刚刚随父母辗转万里来到重庆，就读于海棠溪的上海两江体育专科学校附小。学校是住读制，每周六学生可回一次家，星期天下午返校。”在2007年3月和煦阳光下，回忆68年前的往事，她连说了三个“太”：“太血腥了！太残忍了！太痛苦了！”

　　5月3日是个星期天，“因为那天我返校。”纪和妹妹从菜园坝燕喜洞前往海棠溪，要从储奇门码头乘轮渡过江，快到码头时，“空袭警报响了，跟着炸弹就掉下来。我的耳朵几乎给震聋了，啥也听不到，只见眼前火光冲天，成片的房子垮塌，到处是乱跑的人。”那一刻，纪杏鸾还没见到血，一直下到江边码头，才见轮渡中弹，几十个没来得及逃的乘客被炸得血肉横飞，江水都染红了。最惨的是趸船边一个卖凉粉凉面的人，“每次过江我都能见到他，那是一个很和气的胖子，此时他的头被炸到岸边树上挂着，凉粉凉面满地都是。我吓呆了，一转身，吓得大哭……”原来，卖凉粉的人身首异地，地上是他血淋淋的硕大屁股！就在这时，第二次空袭警报又响了，纪拉起妹妹拼命往燕喜洞方向跑。从储奇门到燕喜洞那时叫林森路，整条街道乱成一锅粥，尸体、火光、烟尘、哭喊，就像末日降临，“第二次空袭炸得更凶……”老人说不下去了，满脸涨得通红，无泪。

　　“你知道两天后重庆就直辖了吗？”记者问。老人摇头。

　　狂轰滥炸促成重庆直辖

　　事实上，非但普通百姓，即便政要精英，对重庆直辖也不甚了了，因为当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大轰炸上。抗战史专家、三峡博物馆副研究员张仲说，“1939年5月3日，日海军第2联队的21架三菱96轰炸机和24架96陆攻机袭击重庆，次日，日机27架再袭重庆，史称五三、五四大轰炸。”据调查，“日机先后投掷爆炸弹176枚、燃烧弹116枚，致朝天门到中央公园两侧约两公里的繁华市区化为火海，市中区27条主要街道有19条化为废墟，国泰电影院当场炸死观众200余名；全市37家银行有14家被毁；古老的罗汉寺、长安寺也被大火吞噬；同时被炸的还有外国教会及英国、法国等驻华使馆，连挂有纳粹党旗的德国大使馆也未能幸免。”两天轰炸中，共炸死3991人，伤2323人，损毁建筑物4889栋，约20万人无家可归，“日寇创下了当时世界空袭屠杀史上的最高纪录，让重庆的这个暮春格外黑暗。”

　　那么，国民政府为什么会在大轰炸的第二天，宣布重庆直辖呢？

　　市档案馆研究员唐润明及张仲经过长期研究后认为，国民政府以渝255号训令颁布重庆直辖，既未说明原因，也未阐明意义，且用词之少、内容之简，在战时的各种命令中甚为少见，“我们认为这与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重庆面临的特殊地位分不开，因此择定于5月5日公布，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反击日寇的野蛮轰炸，粉碎日本军方关于国民政府迁都昆明或成都的谣言，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不会亡、中华民族决不投降的意志！”

　　因此，可以说重庆第一次直辖，是由日军的疯狂轰炸促成的。

　　城市底气

　　两次向中央要求直辖被驳回

　　“重庆虽号称有三千年历史，但明清以前，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军事堡垒，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工商业城市，”市党史办专家艾新全认为重庆近代城市的雏形形成于清末民初，直到1921年11月，刘湘在重庆就任四川省省长时，才设立重庆商务督办处，“这是本埠市政的萌芽，但当时市区未定，仅以巴县城关（今渝中半岛）及江北城居民集中地为辖区。”1926年，刘湘先后委任川军32师长唐式遵和33师师长潘文华兼任重庆督办；当年，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刘湘受命出任21军军长，认为“商务督办定自北洋政府，遂改为重庆市政厅。”1929年2月，又改市政厅为市政府，潘文华出任市长。至此，重庆正式建市，性质为乙种市。1933年，重庆市区才正式划定：水陆总面积93.5平方公里，人口28万。

　　重庆建市后，因其地位重要，“市长潘文华曾两次呈文国民政府，请予改重庆为行政院直辖的甲种市，但均被驳回。”军事史专家李意志分析称，因按国民政府颁布的《市组织法》，直辖甲种市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之一）才行：1、首都；2、人口百万以上；3、在政治经济上具有特殊情形者。

　　市档案局局长、文史专家卢大钺说,尽管直辖要求被驳回，但重庆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性越来越为各方重视。1935年1月,国民党军委会中将贺国光率参谋团进驻重庆，染指川政，“当年3月12日，蒋介石第一次飞抵重庆。来渝目的是想‘一箭双雕’。”张仲说，“其一，拥兵自重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军力至少120个团，桀骜强悍，以至老蒋一直无法干预川防。此番以追剿红军为名，老蒋正好将他的中央军10个师名正言顺楔入四川。其二，时值华北日军嚣张，中日难免一战，老蒋来渝亦有考察退路之意。”

　　“恰恰是重庆的大山大水大气势，坚定了老蒋与日寇一战的决心。”张仲说，“这在日前公布的蒋介石日记中有清楚记载。”

　　90万移民让重庆直辖有底气

　　城市历史即人的历史。重庆第一次直辖的底气得益于大量移民的涌入。卢大钺对重庆人口史进行过长期研究：1929年重庆建市时，人口大数为20万余；1935年参谋团进驻时，人口大数为30万；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人口达到124.5万人，除新生和死亡的抵消外，外来移民应该在90万左右。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因为这90万人中除一般难民外，还有几大块不能忽略。”卢大钺说一是产业工人，“单兵和工人就有9万多，加上其他行业，工人总计不下15万，他们是大机器时代的真正主人，他们彻底改变了重庆的生产形态。”二是文化学术人。据统计，当时国内最著名的大师级人物90%以上内迁，其中大部分来到重庆。三是民族资本家和各类管理人才，“他们带来了资金、技术，也改变了重庆传统的生产方式，促进了城市进步。”

　　“反过来说，重庆人有包容心胸，他们不排外。”当时重庆人叫移民为“下江人”，下江人能在重庆站住脚，大力发展生产，与重庆人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当时战事吃紧，中央政府不可能给重庆更多优惠，有据可查的无外是将遗产税的25%、其他税的20%留给了重庆。”张仲说。

　　饱经战火戕害的重庆，能否挑起千钧重担？

　　当时贡献

　　关键时刻挺直了脊梁

　　新重庆直辖后的第一任市委书记张德邻在评价重庆历史上的三次直辖时，有一个精辟观点：中央政府对重庆进行直接管理，往往出现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是历史赋予了重庆特殊而光荣的使命，重庆也因此对中国历史进程发挥过关键作用。

　　1939年5月重庆直辖后，亦成为战时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和文化中心。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训令：“明定重庆为陪都”。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重庆人民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艾新全认为，这至少可以从几个方面说明，“当时重庆既是中国的战时首都，又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还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中国战区的指挥中心。”艾强调，“中国战区并非专指中国战场，它还包括缅甸、印度等东南亚战场和西太平洋的部分战区。许多影响中国甚至世界的政治决策、军事决策和外交决策，都是在重庆作出的。重庆人民为支援抗战，贡献了人力、物力、财力、热血甚至生命，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忱。”

　　唐润明强调，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中，全球只确定了四个中心，即伦敦、莫斯科、华盛顿，“再一个就是我们重庆，关键时刻她挺直了脊梁！”

　　大后方的制造业中心

　　重庆直辖后，迅速成为大后方的制造业中心。张仲提供了一组数据：抗战前重庆有工厂92家，资本171.6万元，工人10415人，分别占全国的2.33%、0.45%、2.27%，“重工业几乎一片空白。当时除了炼钢厂、水泥厂稍具工业性质外，其余都是一些制革、纺织、肥皂、面粉等轻工业。”

　　重庆工业的首度繁荣与抗战初期内迁有关。由于军需的迫切要求和市场迅速膨胀，1941年—1943年，重庆掀起一股工业建设热潮。“经营工厂，成为当时一项最时髦的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在重庆遭受轰炸最频繁的那几年，全市开工的工厂有528家，为战前的11.73倍。期间，形成兵工、纺织、矿业三大产业，全市工业结构发生巨变，机械、钢铁、煤炭、橡胶、化工、电器等体系逐步形成，成为战时全国的制造业中心，“它从经济上支撑了中国大后方的抗战大业，促成了全国生产力的重新布局，推动了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加快了重庆城市化和近代化进程，奠定了50年来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基础。”卢大钺评价说。

　　兵器工业的独特贡献

　　“在重庆工业体系中，兵工占据了中心地位。”西南兵工局兵工史专家刘登仕对此作过深入研究，“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大后方各省兵工厂共27家，重庆占17家，同时，拥有5000人的大厂全部集中在重庆，总计员工94493人，占当时全国兵工总人数的77%，“这9万多人，撑起了我国抗战兵工三分之二的天！”

　　据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的解密资料，抗战初期，战事激烈，械弹大量耗损。1937年11月，军政部上报国民政府，“战前库存械弹几乎用尽，余弹仅够20个师作战3月。”据记者查证国民政府兵工署资料，8年抗战中，我军共损耗步枪80余万支、轻机枪49392挺、重机枪11456挺、迫击炮、榴炮6980门、子弹17.99亿发、各类炮弹颗千万发。

　　依靠这些武器，抗战时国军正面进行大规模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其他战斗38931次，毙伤俘日军250万人，我军伤亡官兵三百多万人。惨烈的战争带来武器弹药的巨大消耗，尤以1939年及大反攻时的1945年损耗最大，前者年耗子弹3.38亿发、手榴弹483万枚，后者年消耗战防炮、火箭炮等炮弹240余万发。我八路军、新四军对敌作战12.5万次，毙伤俘日伪军171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人，“八路军、新四军整编前期，都装备过由重庆兵工厂提供的武器弹药。”

　　当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外援渠道全部被切断，重庆兵工人冒着日机轰炸加班加点生产，“上下一心，坚逾金石”。据卢大钺统计，从1938年至1945年，重庆兵工厂共生产各种枪弹8.54亿发，步枪29.34万支，轻机枪1.17万挺，马克沁重机枪1.82万挺，火炮1.4万门，炮弹599万颗，甲雷43万个，手榴弹956万颗，各式掷弹筒6.79万具，掷榴弹154万颗，炸药包376万个，“这些武器装备，为抗战胜利提供了物质保证！”

　　后来影响

　　38所高校的黄金时代

　　“我认为重庆的影响不仅在军事上和文化上，更在教育上，”李意志说，“重庆在战时，为未来中国培养了大批一流人才，这是她对中国发展的重要贡献。”

　　“当时，成千上万的教授、学者、专家和学生从战火中的华北、东北、华东等沦陷区辗转来到重庆。”唐润明说，“从1937年8月起，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内迁肇始，开始了我国教育史上最大规模的高校迁徙。”

　　国立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国立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著名高校都迁到了重庆，“当时迁渝高校达31所。”唐润明提供的数据表明，战前重庆仅有高校2所，战争开始后，加上国民政府为适应战争需要相继在重庆创办的高校，“全市高校达38所，近10万学子为重庆带来了生气。高校内迁还带动了重庆本地的教育发展。”据考证，重庆的中等学校到1944年已增加到72所，学生25449人，为战前的3.6倍；国民教育学校到1945年增加到294所，比1940年增加了7倍。这么多学校云集重庆，不仅在重庆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空前的，“重庆教育迎来它的黄金时代！”

　　“中国诺贝尔”的摇篮

　　随着高校内迁和一大批中央级研院所来渝，包括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农业试验所、中央工业试验所、西部科学院、中央卫生实验院、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学者来到重庆，”卢大钺说，他们中有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竺可桢、、童第周、伍献文、贝时璋、施白南、李四光、李善邦、张天佑、马寅初、周谷城、吕振羽、曹禺、马宗融、梁宗岱、洪深、李仲珩等，“这些大家很多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让重庆的教育走在了全国前列。”

　　基于此，重庆战时为中国的未来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记者在南开中学1941级校友名单上，赫然见到朱光亚、郭可信、侯虞钧、梁思礼等两院院士的名字，“美国华裔的老一代科学家和目前中国的顶级专家学者，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的诺贝尔们，如新中国蜚声世界的兵工专家俞濯之、卫星回收总指挥任新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著名物理学家周光召、三峡大坝设计者黄伯明等，他们青年时代都是在重庆求学的。”卢大钺说，许多青年学子在重庆完成了学业，成为国家栋梁之才。

　　“重庆的第一次直辖，诞生于伟大的抗战，它没有庆典，没有歌声，甚至知道的人也不多，”艾新全评价说，“但由于抗战的推动，使它注定成为先进文化和生产方式的一次伟大变革，它使重庆由一个封闭的内陆城市，从此真正走向开放，具有了云水襟怀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记者 张卫 富治平 实习生 赵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