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生：像国外那样惩治公款吃喝令人期待

　　像国外那样惩治公款吃喝令人期待　　

　　“据资料显示，我国一年公款吃喝至少在2000亿元以上。”谈到公款吃喝问题，来自江西的全国政协委员崔琳甚是痛心，“长期以来，公款吃喝是存在于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也是人民群众议论多、反映强烈的一个问题。

　　为严格限制公款吃喝，崔琳提出了四点建议：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完善公务用餐的有关规定；强化监督约束手段，推行公务用餐费用公示制和实名制；严格纪律、监察部门的监管力度，让公款吃喝成为公务员工不敢触犯的“高压线”；借鉴国外限制公款吃喝的办法，革除宴会陋习，营造健康的接待文化。这其中，向国外学治理公款吃喝“经验”之举最令人期待。

　　近年来，国家为遏制公款吃喝不知出台了多少规定，下发了多少文件，但“言之谆谆，听之藐藐”。各级官员手中为制造“公款吃喝”而掌握的“自由裁量权”的自由幅度却越来越大，甚至形成了一种腐败的“官文化”，成为有些干部之间相互吃请玩乐、跑门子、拉选票、建立所谓“人脉”关系的主要方式。而在国外，“几十个红头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现象根本就不存在。

　　在俄罗斯，很少见到公款吃喝现象，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俄罗斯单位的财务制度卡得很严，报销手续太复杂。倘若单位请人吃饭需要完成五步手续，首先要在请客之前填写一张“请客计划”，详细汇报一下去哪儿吃，吃什么，大概的价格是多少，请客的目的是什么，之后再由领导签字，经批准后才能请客，整个过程耗时数个月。如此“麻烦”，使得许多政府官员望“吃”止步。

　　在日本，对公款吃喝并没有太多严格的规定。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很多时候，报销费用不必拿发票，只需填写单子，写明多少金额及用途即可。尽管如此，政府官员却不敢随便用公款吃喝。因为从1994年起，日本各地陆续建立了民间行政观察员制度，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检查纳税人的钱到底是怎么用的。他们时常向政府提意见，要求公开财务。有了如此严密的监督，政府官员哪敢随便张嘴？

　　在印度，除极少的外事场合政府出面宴请外，总体上没有公款吃喝的概念。对于普通的政府部门，所有的工作往来都是“有事说事”。由于每年所做的预算当中没有招待费这一项，发票不能用工作的理由报销。财政支持被切断了，自然也就没有人张罗着去请别人吃饭了。

　　欧洲政府官员在吃喝方面的监管也很严格，不少官员还因此“吃不了兜着走”。瑞典副首相莫娜·萨林在购物时借用了政府为其提供的信用卡被发现而不得不辞去职务；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应朋友之请乘游艇度假差点因此下台；德国前央行行长威尔特克带着老婆孩子在柏林超豪华酒店度假，因其费用由央行属下埋了单，结果威尔特克不得不离开年薪35万欧元的德国央行行长职位……

　　如果我们在惩治公款吃喝方面，也能充分借鉴国外这些成功的“经验”和实招，将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拟或是尝试取消招待费，让公款吃请异常麻烦，使公务员宁愿自己掏腰包到外面请客，也不愿意忍受繁琐的报销手续，吃了之后还要接受“示众”，甚至让闯红灯者留下“臭名”、“下岗”等，我想，那些“馋嘴”者还敢轻易张嘴、大吃大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