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言论自由没有“宪法底线”

　　春秋小议之鄢烈山专栏

　　言论自由是一条基本人权，载于《世界人权公约》(第十九条)，载于中国已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和二十条)，当然也写进了我国的宪法。

　　不用谁来上课，讲“世界上没有绝对自由”之类废话(因为并没有人傻到宣称要追求什么“绝对自由”)，世人皆知言论自由当然是有边界的。

这个边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已划分得十分清晰:其第十九条第三款载明:“(人人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这个“但书”对言论自由有很严格的约束，在剧场妄称“失火了”与在机场“引爆炸弹”肯定不属言论自由保护范围；而保障“公共卫生或道德”则可以作很宽泛的解释，这想必是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各国代表达成的妥协。按这个限制鼓吹性自由的言论，不仅在阿拉伯国家，就是在中国恐怕都是不符合“公共道德”的。至于有法学教授称日本宪法规定国家元首“不能侮辱”，当然是废话，岂止国家元首的人格尊严不能侮辱，死囚的人格尊严也不应侮辱，我国近期不是也禁止将死刑犯游街示众吗？但批评谴责不是侮辱，指陈事实如称卖淫者为婊子也不是侮辱。

　　这个公约的第二十条共有两款，“一、任何鼓吹战争的宣传，应以法律加以禁止。二、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加以禁止。”这两个禁止性条款的适用条件说来话长，本文不能进行讨论。可以肯定的是，为纳粹翻案的言论属于第二款应该加以禁止的内容——纳粹的反犹是建立在种族和民族敌视基础上的。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宪法(的条款或内容)可不可以质疑，或者说是否可以发表与现行宪法不一致的言论？不言而喻，这里所谓的“宪法”，是现代意义上“与国际接轨”的概念，是指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宪”不是中国古代的“宪台”(高官)的“宪”，更不是“宪兵”的“宪”，也不是毛泽东所谓“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宪法”。3月9日的《检察日报》发表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的文章《学术自由不能无视宪法共识》。这个“宪法共识”大概是乔先生自铸的新词语。按照经典的马列主义的说法，宪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而据我们这一辈人的经验，宪法不一定是“共识”，比如“文革”中制定的那部宪法，其实在中共党内也不一定体现了大多数人的共识。

　　我认为，不论从哪个角度，宪法都是可以质疑的，在学术自由的层面更是毫无疑义。

　　从逻辑上讲，宪法是言论自由的守护神，她当然有足够的胸怀宽容别人对她的批评，所谓“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表达不同观点的权利”是也。

　　从法理角度讲，宪法也是人造法，是为维护和发展人权服务的，不是“天条”，其效用不可能高于自然法(天赋人权)。

　　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角度讲，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实践不会止步，真理也不会终结。

　　正是基于以上“共识”，美国有推出宪法修正案；中国在“文革”后制定的新宪法，也要不断修改。

　　我为什么要不揣浅陋地讲上面这些常识呢？是因为我读了乔教授上述文章后十分不以为然，觉得一个法学教授讲那样的“理论”太不靠谱。

　　乔教授支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喻权域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针对某些学者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歪曲历史，建议全国人大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这是他的言论自由。赞美“现在喻权域先生提出进一步完善宪法的共识，防止荒谬观点再次出现，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行为”，我也懒得去争辩了。但他扯什么“宪法底线”，又说什么“公民的言论不得违反现行法的规定”，听起来义正辞严，似乎令人望而生畏，我就不能不对这种假借大义、似是而非的观点略作反驳。

　　如上所述，宪法本来就是自由言说的对象，本来不存在什么不能批评的“宪法共识”和“宪法底线”；否则，根本就不可能有修改(或修正)宪法一说了。在宪法修正、修改前，肯定会有人指出现行宪法的漏洞或错谬。不容许批评宪法，就是从根本上断绝了宪法的完善之路，等于宣布现行宪法是终极真理。

　　至于“公民的言论不得违反现行法的规定”，这样的话不知怎么可能出于一个法学教授之口，我实在想不通。正常人的理解是，现行法在没有废除或修改之前，必得依法执行，不然社会就乱套了(另有一说，对于“恶法”，可有“公民不合作”)；但言论与行动不是一回事，对多如牛毛的现行法，在言论领域特别是学术研究领域，人们是有权痛陈其弊病、呼吁修改的。

　　事实上，“文革”后启动的改革进程，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里发展个体和私有经济，到辟经济特区、引进外资，许多“敢闯敢冒”的改革举措都是与当时的现行法(从宪法到具体法规)冲突的。通常是，先有点的“突破”，然后以“政策”形式推广到面，最后才有修改法律条文的“追认”。1949年以来，我国已5次制定宪法，这最近一次的宪法(1982)也经过了4次修订，而关于财产权的还没能达成法律上的“共识”——物权法的制定还在讨论中。

　　为言论自由设置什么“宪法底线”，岂不是断绝了中国宪法与时俱进之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到此止步了吗？中华民族的历史终结了吗？

　　(作者系知名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