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计》第二季正在湖南卫视播出，讲述城乡少年互换的《城市痛点》和讲述城乡教师互换的《不舍的村学》引发观众热议，“比电视剧还有悬念。”但同时观众也质疑，“互换对于弱势的一方过于残忍，变形和受刑无异。”栏目策划徐晴回应，“《不舍的村学》播出后，已经有大学生申请到湘西支教了，节目的积极意义不言自明，但我们也会尝试让互换对象联手完成一项任务。”
节目策划 煽情并非刻意编排
湖南卫视创新小组副主任、《变形计》栏目策划徐晴介绍说，“《变形计》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真人秀，所以编导思路要比主角的想法重要得多，主角每天干什么编导都要提前沟通。
比如《不舍的村学》中‘下乡’的苏老师去家访；‘进城’的吴老师给学生讲课等都是我们精心安排的。因为北京府学小学担心吴老师的口音，当初并不愿意让吴老师代语文课，经过栏目组说服，后来做出了让步，但派了一位听课老师监督。但节目中主角们的泪水都是水到渠成、情感爆发的自然结果，不是刻意安排的，我相信这种真情能打动观众。”
人性真实面不做放大
《变形计》每期节目都是走煽情路线，这不同于国外真人秀的窥私、揭示人性丑恶。对此，徐晴表示，“如果赤裸裸地展示人性丑恶、阴暗面，内地观众从情感上难以接受。因此我们主打‘情感营造共鸣’，只能把人性真实的一面作为一个点，甚至缩小，而绝不能放大。除非像国外的真人秀那样有巨额奖金诱惑，否则很难激发出真性情。这也是我们为何不做国外节目中常见的女清洁工和女模特互换的例子，又不给主角奖金，人家不陪你玩儿。”至于《变形计》为何屡屡锁定城市中的“问题少年”和山村中的穷苦孩子，对此，徐晴解释说，“孩子们的可塑性强、表现富有戏剧性，自然且真实；成人在镜头面前相对比较假，更懂得隐藏自己真实的一面。”
由互换到联手行动
徐晴透露，“很多孩子从节目中受益，像《网变》中长沙少年魏程的妈妈现在还在资助青海的高占喜上学。一位内蒙古的人大代表（教师）昨天把胡耿接走了，表示要亲自教育他。”
纵观播出过的《变形计》，逃不出“贫富、城乡”互换的框框，对象锁定的又多为青少年，题材会不会越拍越窄？徐晴表示已经考虑到了，“此前，我们选择孩子的标准多为生活环境反差大、表现力强、有改善空间的，探讨的主题是城市独生子女的教育方式并希望看到农村孩子通过节目得到好心人的帮助。今后的节目会做些新尝试，比如两个孩子能不能联手完成生存挑战，将互换改成联手，同样会因为生活、思维方式的不同产生冲突摩擦。”
社会学家 贫穷也需要互换 心理测试得跟上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周孝正教授首先肯定了《变形计》的积极意义，但同时建议，“当选择青少年为互换主角时，一定要仔细权衡。穷苦的一方或许通过节目得到了物质上的帮助，但对这个孩子心理上的改变有多大就很难讲了。我觉得应该像选宇航员似的做个心理测试，心智坚强的、心理健康的孩子可以入选。如果选择身心脆弱的，孩子极有可能难以长时间承受互换后的落差，万一出现精神问题就得不偿失了。”至于网友提出的“贫穷方不需要互换”的说法，周教授并不认同，“有差异的互换对双方都是必要的，有助于他们对社会、人生的了解。‘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性’也是和谐社会的要求。只不过互换对有的人是动力，对有的人则是隐患，因此相关的后续抚慰工作一定要到位。”
传媒学者 题材注定有限 煽情可以出新
针对节目主打煽情路线是否会让观众“疲劳”的问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尹鸿教授认为，“题材肯定是有限的，也不可能不重复，而且煽情本身无可厚非，现在国外的很多公共频道的同类节目也是这种路子。关键看你煽情的手法是否高明，是否自然，发生在互换角色身上的具体故事千万不要模式化，雷同化。都是煽情，只要不同的人物和故事讲出各自的精彩和感动就会好看。”尹鸿还表示，“如果主角在十二三岁以上，问题不大，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多些体验是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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