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冯培恩委员指出,从1986年到2005年中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到498元,增长23倍,明显快于人均GDP和财政收支的增长速度。
关于行政成本以及公款吃喝和浪费问题,其实一直是这些年来“两会”的一个焦点问题。
虽然坊间对于这个顽症已经有“审丑疲劳之感”,但是冯培恩委员给我们列出的这组数字,却使我们不得不再一次直面这个问题。很显然,在蛋糕大小一定的情况下,行政费用的超常规增长就意味着其对公共财政其他开支尤其是公共资源开支的挤占,两者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去年7月5日《中国青年报》曾报道,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国家仍缺乏兜底儿的东西。
笔者认为,“中国人均负担行政费用20年增长23倍”所折射出的,从表面上看是一个职务消费及其标准的规范问题,但在根本上是一个社会公正和改善公民权利贫困问题。社会学家姚洋先生,将社会公正分为了四个层次:基本权利的平等分配、基本物品的平均分配、效率原则以及国家的善意。所谓国家的善意,是在各种利益冲突面前保持中立的中性国家,是以公共福利最大化为其效用函数的国家,是能够洞察公共事务的性质并能够充分解决公共事务问题的国家。显然,只有有了这种国家的善意也就是力争实现社会公正,能真正以公共福利最大化为其效用函数,行政费用增长23倍与民生投入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的两者之间才会出现一个与当前完全相反的“此消彼长”。 石子砚D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