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人才工程搞成“包装工程”

　　德高望重学术精深的院士委员们就科技发展人才培养畅所欲言

　　别把人才工程搞成“包装工程”

　　编者按

　　他们是我国科技界最高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是科技精英。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院士”。

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有107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在我国1000多位两院院士中，院士当委员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在参政议政的庄严殿堂里，这些德高望重、学术精深的委员们谈“天”说“地”，话和谐，论发展。

　　陈佳洱院士：中国得不得诺贝尔奖不是最重要

　　“中国得不得诺贝尔奖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中国能不能形成获得诺贝尔奖的土壤。”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陈佳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创新在于自由争鸣、自由交流，要理顺竞争和互利共赢的关系，只讲竞争不讲互利共赢，其行不远。关键在政府，政府需要把握这个度。

　　在陈佳洱看来，经济大发展的环境下，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却在降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科技界一盘棋，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发挥各自优势，服务全国建设大局，这也是那个年代能够研制出‘两弹一星’的体制环境。当前科技界明显缺乏大局意识，争项目、争资金愈演愈烈，甚至有个别人用项目中的钱为个人谋利益。”

　　陈佳洱认为，要提升核心价值理念，没有长期沉淀，做不出大成果。“王选从1974年开始研究激光照排，用了20年时间，依靠自己的奋斗、团队的奋斗以及北京大学的环境，才有成果的出现。我当时也为他的项目到处跑。现在呢？每年大学都有排行榜，这样的环境，大学如何能沉下心搞研究呢？”陈佳洱说。

　　“国家已经注意到科学家的待遇问题，但是科学界也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这是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音符。”陈佳洱表示，有的科学家很有钱，有的却很贫寒，为什么产生这种现象？虽然问题很复杂，但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当前的评价体系。

　　黄尚廉院士：人才工程不是包装明星

　　“二十一世纪最缺什么？人才！”、“你太有才了！”分别是电影《天下无贼》和今年春节晚会上赵本山小品中的经典台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尚廉用这两句广为流传的台词，揭了某些“太有才了”人才的“底”。

　　“某些单位为了竞争，竟然把成果、论文、专利、项目、经费等人才评价所需要的各种要素指标都集中于一个人身上，进行包装。”黄尚廉认为，“人才工程”已经有向“人才包装工程”蜕变的趋向。

　　“名目繁多的各类人才工程，以绩效为主的考核遴选办法，违反人才成长的科学规律。”黄尚廉对现行的“人才工程”、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弥漫着的浮躁之气深表不满，直言把“人才”作为“工程”来培养造就，他实在不敢苟同。

　　“我国老一代的科学家，哪一个不是在艰苦的条件下创业，开创了像‘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等丰功伟绩的。”黄尚廉强调，人才成长是科学而不是“工程”。那种用“工程”的方法，人为地去遴选、包装人才，并冠以这样那样的“人才工程”商标，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都没有用。

　　俞汝勤院士：不应以论文排名论英雄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俞汝勤在本次政协会议上斥责高校学术不端行为，呼吁培养良好的道德学风，不应以论文排名论英雄。

　　俞汝勤认为，学术不端表现在抄袭剽窃他人成果、伪造篡改实验数据、随意侵占他人科研成果、重复发表论文等。

　　为什么学术不端行为会较大面积出现？俞汝勤坦言，“如果将出论文当成主要目标进行管理，就会本末倒置，出现类似应试教育中无视学生学习知识这一根本目的、将考试得高分作为主要目标，专注于传授考试技巧和猜测试题。这必然将科研或教育引向歧路。”

　　“学风与学术不端行为要治本”。俞汝勤建议，改革教育科研管理体制与加强基础道德教育。“学术不端行为只是基础道德缺失在科研领域的具体表现，在其他领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程国栋院士：把幸福指数放在第一位

　　“西部省份如果老跟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比GDP、比收入、比待遇，越比人们就越没有信心。事实上，这些指标和一个人的幸福感没有必然的联系。”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程国栋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把幸福指数放在第一位。幸福指数才是衡量社会和谐与否的标尺。”

　　程国栋委员认为，幸福和钱多不一定成正比。他在2005年提交一份构建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去年下半年，国家统计局已经把国民幸福指数正式列为国民统计的一项指标。

　　按照程国栋委员的理解，幸福指数既是一个科技概念，也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不单纯指人的满足感，有的人有物质满足就感觉很幸福；有的人尽管物质条件差，但从他的精神层面来讲却很满足。幸福指数综合了生活质量、心理因素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等各个层面。

　　陈清泉院士：支柱产业振兴是大国崛起必由之路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清泉在本次政协会议上建议，国家尽快确立支柱产业振兴战略为国家重大战略，并制定支柱产业振兴计划，实施支柱产业振兴工程，颁布支柱产业振兴法律，建设国家先进工业体系，力争15年实现国家工业现代化。

　　“前苏联和日本都是只用13年时间，就初步实现国家工业现代化，并跻身于世界工业强国之列。前苏联和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实现国家崛起，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它们都实施了支柱产业振兴工程或振兴计划。”陈清泉院士介绍说。

　　陈清泉院士认为，实施振兴支柱产业战略，可考虑经济、科技、人才、国防、政治五个方面的安全。以科技安全为例，由于我国几大支柱产业的主导权都为外方所掌握，我国成千上万亿元科研投入的研究成果，在几大支柱产业都很难得到应用。因此科技自主创新失去重大载体和支撑，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科技进步难以维系，科教兴国战略难以落实。（本报北京3月1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