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快议：从制度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伊歌

　　只有继续推进体制改革，一方面尽可能减少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的垄断、对市场交易活动的干预，使权力租金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建立起约束行政权力的有效制度安排，既有自上而下的监察，又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才能在制度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报告来看，过去的一年是中国惩治腐败、遏制腐败的重要一年；这不仅体现在处理了上海社保案、国家药监局案等一批大案要案，也体现在反腐制度改革创新取得突破进展。

　　回望过去一年反腐战线的多方推进，无论是高官腐败案异地审判，排除权力和社会关系网的干扰，还是国家审计署将所有离任的省部级官员都纳入审计监督范围，强化审计以从源头治理腐败；无论是把反腐败重点放在治理商业贿赂，打击和遏制新形式的腐败行为，还是即将组建国家预防腐败局，借鉴国际上预防腐败的有效做法……从惩治到预防，无不显示通过创新体制实现标本兼治的取向。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应当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工程，仅靠纪检、司法、监察、审计等机构和部门的围追堵截，并不足以防止腐败行为的泛滥；将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的政策措施之中，渗透到政治经济的运行机制，“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方针才能真正落实。

　　近几年，全国投入数以万亿计的资金改造交通状况，在筑路修桥中却意外地产生了“副产品”———有十多个省市的交通厅局长因贪污受贿“落马”。究其原因，是交通管理体制存在诸多滋生腐败的土壤。比如，所有基建资金在交通系统内部封闭运行，交通行政部门与负责建设的公司又多为母子关系，甚至投融资公司、监理公司、工程公司一应俱全。原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还兼任贵州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可以“业主”身份统揽公路建设项目的勘测、设计、招投标和施工、监理等环节。权力寻租上下其手，可谓轻而易举。

　　又比如，缺少一套完整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投融资制度安排，国债资金的投资决策缺乏科学的项目评审机制。中国财政协会副秘书长刘尚希曾质疑：“世界银行的投资就有一套科学的评价标准，这些项目评估管理是非常严格的。为什么不能把这些项目的管理模式复制到我们国债项目中来呢？世行项目与国债项目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专家决策，而后者是行政首长决策。”

　　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度介入和干预最容易滋生腐败。尤其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一方面行政权力还垄断着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市场发育交易猛增，资本寻求租用权力，权力寻找市场租金，结果寻租活动异常活跃。无论是西欧早期“重商主义”时代的体制特权寻租，还是美国“镀金时代”的“强盗贵族”，以及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严重腐败，都与市场发育不良和行政权力过度干预市场密切关联。

　　因此，只有继续推进体制改革，一方面尽可能减少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的垄断、对市场交易活动的干预，使权力租金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建立起约束行政权力的有效制度安排，既有自上而下的监察，又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才能在制度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刘尚希就建议：应该把国债项目透明化，使其获得媒体、百姓多方面的监督，而不仅仅是依靠审计署的监察。“民主财政的本质就是该让老百姓知道我们的钱到底花到哪里去了，我们的财政究竟是如何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