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爱莎士比亚

　　歌德，这个莎士比亚的最大的崇拜者，把莎士比亚的戏剧叫作“一个巨大的、生机勃勃的集市”。他说，那其中生活的丰富多彩，就来源于莎士比亚的故国：“每一处都像英格兰———四面环海，被雾和云笼罩，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活跃着。

　　歌德与戏剧的首次接触来自祖母的一个圣诞礼物：那是一个带法文剧本的小木偶剧团。歌德太爱他的木偶了，令他那位帝国议员的严父十分不悦的是，他从未停止过摆弄它们。

　　在七年战争（1756－1763）期间，当德国被法国军队占领时，歌德和一个法国演员的儿子交了朋友，他教给歌德戏剧的律条。当歌德十一岁时，他不仅熟知亚里士多德的整一律，还能背诵拉辛、高乃依和狄德罗。他的朋友告诉歌德，英国的戏剧是粗俗可鄙的，德国戏剧就更是不值一提。但歌德对此半信半疑。

　　只有在阿尔萨斯小城斯特拉斯堡时，歌德才变成一个真正的莎士比亚迷。1770年，年仅二十一岁的歌德就在迁居斯特拉斯堡学习法律。在1771年10月4日，也是“威廉日”，被认作是莎士比亚的生日，歌德想为这位伟大的解放性的天才举行盛典。

　　莎士比亚的戏剧对于德国人的影响，就像两百多年后摇滚乐和“地下”剧场对年轻人的影响一样：艺术的特许也应带来社会和政治的自由。莎士比亚向德国人昭示的不止是一种写作和表演的可能，还是一种生存的可能。德国人需要莎士比亚，因为一个德国天才只能被另一个天才所激发燃烧，而且最好的天才就是“他的一切都发乎自然，而不是用艺术的完美来使我们厌烦。”

　　是自然，而不是艺术。或者就像歌德在“威廉日”那天所说：“自然！自然！没有什么比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更自然。”并不是德国人首创了莎士比亚是个自然天才的说法，是英国人。确立民族身份大体上都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为了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为。寻找过往的民族天才正是为了推出当下的民族精英们。所以，伏尔泰推崇高乃依并非空穴来风。

　　在歌德的法兰克福莎士比亚庆典的两年前，加里克，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演员，被邀请在莎士比亚的故乡、阿汶河畔的斯特拉福镇，组织一场莎士比亚五十年庆典。为了增加吸引力，也使演员们进入最佳状态，斯特拉福市长带着城镇的自由风范，赠予他一个精致的桑木盒子，市长亲口保证说：“那绝对是来自莎士比亚亲手栽种的一棵树。”

　　事实上那次五十年庆典是个灾难，倒不是因为准备不足：沿河边的一百多棵大树被砍掉，以腾出地方建造一个木制的圆形莎士比亚礼堂。烟花将耀眼辉煌，化装舞会将令人称奇，加里克所做的颂歌也将使任何有幸聆听的人潸然泪下。鲍斯威尔还为化装舞会专门定制了一件科西嘉海盗服，还有一根带有鸟形把手的华丽手杖。一位从本伯里来的乐手还将在“莎士比亚复活”的时刻演奏低音小提琴。莎士比亚出生的小茅屋被装饰得通明透亮，展现出光明透过云层照亮世界的景象。

　　唉，当那天来临，天却开始下雨，接着就倾盆如注，而且瓢泼大雨下个不停。阿汶河涨水了。马儿陷在满是泥泞的草甸中。莎士比亚剧中人物的游行庆典被迫取消。只有加里克虽然浑身湿透，却在暴风雨中岿然不动，他以几乎难以听到的声音朗诵了他的爱国诗，如下面几句：

　　有史以来最甜美的吟游诗人

　　自然的荣光，想象的孩子；

　　从未有过，真的，如此迷人的唇舌

　　像林间的鸟兽那样

　　唱得如此婉转动听！

　　歌德在1786年动身去意大利。

　　最终的结果与最初吸引歌德走向莎士比亚的东西完全相反。一个繁荣昌盛的大市场、一个飞扬的真理和自由的源泉，这些最初关于英国的理念都在古希腊罗马的理想后面隐去。现在，歌德的座右铭是“先是美，然后是真理”。为了使莎士比亚高贵化，使他符合古典理想，歌德反复操练那些男女演员，仿佛他们都是木偶或舞蹈演员。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在说“是生存，还是死亡”时，被严格要求准确的站姿：右手要放在下巴上，左手托着臂肘，食指和中指并拢，拇指和其他两指要张开。《麦克白》中的女巫们以希腊戏剧中的歌队出现，都由穿着白袍的年轻美貌女子扮演。一些次要角色，如《哈姆雷特》中的福丁布拉斯，就被删掉。坟场一幕也被删去，因为看起来显得低俗。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和其他一些外部场景，歌德认为，也压根就不应该出现。事实上，歌德看上去十分轻视戏剧，认为太平民化。他说，莎士比亚只是一个碰巧写了戏剧的诗人。“舞台根本不配他的天才。”

　　对于歌德和席勒来说，上演戏剧完全是对公众的让步，目的在于改善德国。但是从他们的往来信件中就可以看出这些有教养的人是如何看待德国大众的。歌德写道：“德国人带着陈词滥调旅行，就像英国人总是离不开那壶茶。”他们毫无幽默感、守旧而且平庸陈腐。戏剧的任务就是要“掌控”这些大众，不是给他们想看的，而是他们需要看的。也就难怪魏玛的老百姓对歌德和席勒那静止的、风格化的戏剧演出退避三舍。

　　就像一个魏玛的访客写道：“德国有两个国家剧院———维也纳的有五万人，而魏玛的只有五十。”但这是没什么关系，因为歌德的剧院有公爵宫廷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