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岁的吴敬琏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是媒体和公众眼中的学术明星。在今年两会期间,吴敬琏发表了一系列言论,从支持春运票价上浮到城市拆迁不应按市场价补偿,几乎他所说的每个话题,都成了网络上的“重磅炸弹”。
“怕挨骂就不当政协委员”这句话说得好。尽管笔者仍然不同意吴敬琏在本次两会上所发表的某些言论,但是这种“讲真话”的精神的确让人感动。说一些毫无意义讨好大众的话其实很简单,而明知可能挨骂,依然保持己见才是真正可贵的。
巴金先生说:所谓真话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说真话。自由表达的权利比表达的内容更重要。公众应该尊重吴敬琏自由表达真话的权利,就像我们同样希望决策者与精英阶层尊重大众的自由表达权一样。大众与精英在个人尊严与公民基本权利上应当平等。动辄使用“把吴老头家拆了”这样的流氓话语,显然是不对的。
说要“把吴老头家拆了”的人,不大可能真的这么去做,无非过过口瘾而已,其实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为什么群众中有些人不能心平气和地与吴老争辩,而偏要不理智地选择谩骂呢?
有人认为这是“民粹主义”倾向使然,并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我对此不敢苟同。学者秦晖说过,公正的转型方式是民粹主义的最佳免疫剂。反过来,不公正的转型方式是产生这种危险的主要土壤,而寡头主义则是转型期不公正的主要表现。因此,民粹主义与寡头主义,民众狂躁与精英自负,看似相反而实则相生。大众即使偶尔流露出某种民粹倾向,那也跟所谓“中国文化传统”无关,而是转型不公正的结果。
这种转型不公正,直接导致了民众权利的脆弱。正因为民众权利的脆弱,温和的、理性的表达对他们而言往往是无效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得不采取某种过激的方式以引起注意。这一点,在讨薪民工身上表现得再清晰不过。不是民工不爱惜生命,专门喜欢搞“跳楼秀”,而是他不把动静弄大点儿就讨不回工资;同样,不是大众不喜欢理性的“坐而论道”,而是他们在参政议政的舞台上没有位置,他们的理性分析不容易被决策者听见,如果他们不通过“骂”的方式努力提高声音的分贝和刺激性,那么他们的声音就只能淹没于精英的侃侃而谈——而后者的侃侃而谈往往直接以前者的利益牺牲作为代价。
因此,单纯指摘中国大众中的“民粹主义”,指摘他们素质低下,都是不公正的。如果的民众权利总是处于脆弱状态,那么伏尔泰所说:“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环境就很难形成。(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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