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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发达国家经济巨变 借鉴社会主义部分做法


  “利害相关者经济”

  日本“春斗”忙

  每年3月,都是日本劳工界“春斗”(年度工资谈判)上演的时节。

眼下,各大企业的工会正与资方展开一年一度的工资谈判。

  日本最有影响力的经营者团体——日本经团联会长御手洗富士夫(日本佳能公司董事长)在“春斗”开始之际表示:“应当由每个企业根据工人的生产率、企业支付报酬的能力,以及中长期管理战略决定工资。”御手洗富士夫表示,企业更喜欢灵活的一次性支付,而非由于提高工资而增加固定成本。

  日本的“春斗”经常采取集会、罢工、游行等形式。近些年来,这种“斗”所造成的社会震荡越来越轻微。相反,由于这种活动的制度化,减少了其他时候的劳动纠纷,减少了工人罢工的次数。

  “春斗”在日本行之有年,只是近年已不若往年那般盛大。劳资双方已习惯每年定例协商,通常在罢工之前即可达成协议。但近年来,随着日本政治、经济等的变动,传统的“春斗”效果甚微。

  与“春斗”式微相对应,目前日本工会成员的数量不断减少,就业工人的组织率由1970年的35.4%下降到2003年的19.6%。由于私有化对公共部门工会的沉重打击,工会的力量也大为削弱。国家财政危机的负担不断转移到普通工人的肩膀上,所谓强调“个人责任”。

  1989年,日本开始征收3%的消费税,1997年则上升到5%。1997年,医疗服务的个人承担比例也由10%提高到20%,2003年则达到30%。相比之下,公司税则由42%降低到30%,边际所得税率由最高的75%降到37%,同时遗产税率也大大降低,使富有阶层获益颇多。1998年,对劳工保护的法律普遍放松。这些新自由主义的劳动政策增加了企业使用廉价劳动力的自由。

  在这些政策下,日本企业尤其是大公司更容易进行贸易、融资、投资,并可通过采用信息技术来雇用价格更低的临时工人从而使工资成本更为“合理”。日本工业企业的跨国经营也更为便利。然而,工人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经济生活则日益恶化和不稳定。

  劳资关系相对均衡

  接受《环球》杂志采访的许多专家都认为近20年来,发达国家劳资关系变化的最大特点是,对资本运营以及劳资关系构建了一套规范与制衡机制,从而保证了劳资关系的基本稳定和相对均衡的格局。三方性原则获得普遍承认,建立了各种三方性机构,形成了劳、资、政三方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格局。

  同时,劳资关系调整机制也日趋完备,协调劳资关系的各种规范全面订立、以劳资自治的方式确定劳动条件劳动标准的集体谈判制度普遍实行、以工人参与权为核心的管理民主化运动兴起。

  尽管劳资矛盾、劳资斗争依然存在,但劳资关系的调整和处理基本上被纳入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利害相关者经济”概念的提出

  20世纪80~90年代,一个新的概念“利害相关者经济”在美、英等国悄然出现。它是将企业视为一个为其一切构成要素创造价值的生产制度和社会经济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美国有30个州相继修改公司法,明确规定企业除了要维护股东的利益外,也必须维护企业其他社会构成要素的利益;企业管理者在经营和决策时,要把雇员的工作岗位损失、企业对社会的影响等也作为考虑问题的重要准则。

  缓和并不意味冲突消失

  当然,阶级冲突的缓和并不意味着它的消失。中央编译局世界所研究员林德山认为,是其形式和特点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一,更多的阶级冲突是发生在局部的经济领域,而很难在普遍的政治领域发生大规模的阶级冲突;其二,工人阶级的组织及其斗争主要是在合法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的;其三,由于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意识的变化,左翼政治力量日益成为他们的政治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欧洲国家,传统工人阶级更多支持的是政治上较为温和的左翼政党而不是更为激进的左翼政党。

  全国政协委员瞿世镜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指出,在西方国家走向知识化、信息化、生态化、全球化、集约化的过程中,不仅是蓝领工人、白领阶层也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事实上,每一次科技水平的提升、社会的进步,都会伴随着社会成本如何分摊、社会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不同的利益群体间必然会有矛盾。

  有专家认为,欧洲的福利制度的确使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了,但是欧洲的福利政策以及社会矛盾的缓和并没有根本上改变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资料依然被控制在少数人手里。所以欧洲经常发生大规模的罢工、游行。

  强资本与弱劳工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社会矛盾出现的另一个变化,是全球化对传统的劳资关系格局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认为,过去各国政府可以进行调控的企业、产业甚至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劳资关系,现在已突破了国界的限制,资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收益最高、契约规范最少、不用考虑承担社会责任的地方进行投资和生产,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因此,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越发严重了。

  一些发达国家的工会经常指责发展中国家工人抢了他们的饭碗,压低了他们的就业条件,加剧了他们的失业状况。于是,在劳工标准问题上发达国家工会与本国政府出现了同持一种观点的奇异现象。

  虚拟生活的真实发散

  “第二人生”成潮流

  鲜红的上衣,迷人的微笑,希拉里坐在舒适的沙发上,镜头前柔和的灯光让她看起来更加放松。

  在1月20日通过其官方网站hillaryclinton.com宣布将竞选美国总统的两天之后,这位美国前第一夫人又通过火爆的“网络视频”向对手发出了挑战。对面的摄影师挥手示意后,59岁的希拉里开始了自己的演说:“不管你的政治主张是什么,从1月22日晚7时起的三个晚上,我都会在网络上与你们交流……”

  同样青睐网络的,还有日本第一夫人安倍昭惠。在前不久安倍内阁支持率一路下滑的紧急关头,她很“适时”地开设了日本历史上首个第一夫人博客,其中还不时展现了安倍夫妇日常生活中“平常人”的一面。

  这种借助网络与民众沟通的“不约而同”,似乎也正在表明西方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数字化和互联网络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

  数字化和互联网在改变人们生存方式的同时,也在悄悄改变着社会系统的形态。

  在瑞典,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报纸《国内邮报》因发行量有限已经停止发行,但是互联网又使它重新焕发了生机,在信息科技高速发展的21世纪,《国内邮报》及时推出了“电子报纸”,并且保住了“仍在发行中的世界上最古老报纸”这一称号。

  不仅如此,日前,瑞典外交部宣布准备在网络三维虚拟社区“第二人生”建立世界上第一个“虚拟大使馆”。负责这一开发计划的瑞典外交部人员瓦斯伯格表示,虽然这一虚拟的大使馆不能颁发护照和签证,但是它将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瑞典的行政制度和运作方式,也可以获取有关瑞典的各种信息。同时,瑞典还希望扩大“运营”,买下一座虚拟岛屿,吸引公司进驻。

  “第二人生”是美国“林登实验室”在2003年创造的线上游戏,玩家缴交9.95美元月费,每周可获400“林登币”,“林登币”兑美元的汇率约250:1。玩家可用这些“钱”创业、置产,玩游戏的人作为虚拟社区的“公民”,可以经营有立体感的虚拟庭院,与人交往和从事“经济活动”。“第二人生”还吸引了一些来自现实世界的企业落户,其中包括运动服厂商和汽车生产商,他们在那里开设了在线商店。

  整个“第二人生”的运作方式跟真实社会没两样;甚至因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的流通,让两者界限越来越不清楚,为此,有专家建议征税。这些趋势显示网络世界正变成了另一个庞大市场。

  拉里夫赖在《和未来相撞》一文中曾说:“任何人,即便是现代科学家中最有才华的人,也不能真正地知道科学会把我们引到哪里去。我们乘着火车奔驰着,速度越来越快,路轨分叉越来越多,方向不明。驾驶室里没有科学家,每个指针的背后都潜伏着危险。社会的一多半人都在最后一节车厢中向后看。”

  信息技术的渗透力量强大

  作为信息高速公路雏型的互联网近几年获得超高速发展,正在广泛、深入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副主任黄星民教授认为,如今,网络已经全面地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西方乞丐都有了email地址,都在体会网络化生存了。当年克林顿政府描绘的网络社会的戏剧性变化虽没有出现,但是这些变化却在逐渐而又坚定地进行着。

  黄星民指出,实际上,通过手机、取款机、QQ、E-mail,人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体验着网络化生存。不过这只是“初级网络化生存”,网络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在发展着,它的未来绝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在不久的未来,活在这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有可能体验“虚拟通讯”,在奇妙的三维空间中互动。

  信息社会改变了传统的那种固定的场所、工作时间和劳动契约的生产形式和劳动关系,出现了无形的、灵活而流动的生产创造形式。同时,在信息媒体、软件设计、英特网服务等一系列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庞大的跨越国界、流动性大、具有创造力但无固定政策认同的队伍,即人们所称的“虚拟阶级”(virtual class)。

  新事物带来新问题

  可以预计,当世界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基本完成“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时,整个世界将深刻地改变面貌,出现一系列新的事物和问题。

  一方面,世界将结合得更加紧密,在这里,等级、肤色、人种的界限模糊,社会变得较为公平。另一方面,目前高度自由的、开放的虚拟世界已迫切需要寻求一种“网络社会”管理模式。在信息网络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中,如管理不当将产生信息生态失衡,主要表现为信息超载、信息垄断、信息污染、信息犯罪、信息侵犯等。

  在不久前的全球经济顶级峰会——达沃斯论坛上,传媒大亨默多克称,美、英、澳都存在互联网引起的问题。父母不可能时时监视孩子的成长,孩子们喜欢虚拟社区,在网上寻找有共同兴趣的人,但这也给了性、暴力教唆空间。在中国,互联网的管制是政府的责任,而在西方,这个责任是由家庭来承担。

  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认为,“超级信息高速公路”赋予了公民和媒体以巨大力量,但政客和企业家尚未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强调,应该利用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民能够更多地参与政府决策过程。“我们应该公开、诚实地把选择摆到人民面前。”另一方面,他说,信息技术也使一些传统政治理念受到挑战。

  “数字鸿沟”备受关注

  近年来,“数字鸿沟”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根据国际电信联盟公布的最新数据,全球70%的互联网用户集中在占世界人口16%的最富裕国家。

  美国里德尔大学教授博萨埃博指出,“数字鸿沟”将导致一场新的殖民化──“技术殖民化”,互联网及数字技术有可能成为“西方文化和政治意识输入发展中国家的另一种霸权主义工具”。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艾斯特哈吉泰则认为,占有网络优势的国家会将其主导思想渗透到互联网的大部分领域,其霸权思想通过虚拟世界而具有了网络文化的特征,后者又作为一种文化手段,支配其他国家或人群的思想观念,由此,“网络扩散了霸权的知识与文化”,最终导致“西方霸权的扩张”。

  专家点评

  网络将全面地改变人们生活,渗透到社会各个层次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也正在深刻地改变当前的教育、当前的新闻,甚至于商业、甚至于政治,它一定也会改变世界格局,改变人类历史进程。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副主任 黄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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