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戏剧的缘分

　　我出生在一个书香人家，父亲年青时就酷爱诗书字画，广交文人墨客。父亲的挚友中，有不少是当时赫赫有名的艺术家，如父亲皈依的弘一法师（李叔同）、画家丰子恺、作家郁达夫等。经常同父亲聚首攀谈的是本地文人，如书法家罗丹、虞愚，画家吴硕卿，诗人曾祠源、苏警予，文化人林纯仁、黄子荣、黄秋声，以及后来年轻的陈全忠等。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我们三女六男九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七），受其潜移默化，从小对文学艺术就产生浓厚兴趣。1956年，考进厦门大学中文系之后，如鱼得水，天天抱读古今中外名著，艺术视野豁然开阔了，就把关注的目光逐渐集中到文学理论和戏剧艺术。

　　我对戏剧的喜爱，似乎应该追溯到童年时代。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便经常同几个胞弟、堂弟、表弟，在母亲那张古老的大楠木床上“演戏”。方形的大蚊帐就是舞台“帷幕”；床巾、被单和大人们的睡袍、衣服，都成了我们的“服装”；抽屉、小木箱便是舞台“道具”。演的是小人书或报纸连载的连环画里的人物和故事。弟弟们有的当演员，有的当观众，当然要凭我们自制的“门票”入场。

　　我第一次正式上舞台大约是在小学三年级。我们班级在老师指导下演出了童话小歌剧《狮子与老鼠》，我演的就是那只因嘴馋而落入猎人罗网的狮子。1949年下半年，我的小学赶排了前苏联早期多幕儿童剧《表》。这出戏在厦门解放不久（大约是1950年春天）公演了，演出引起全市轰动，因为此前不曾有过一个小学能够公演一部多幕剧，而且演的竟是前苏联的作品。一考进大学我便不加思索地报考学校话剧团，不但当演员还当导演。可以说，我的课余时间大部分是在舞台和排练场度过的。

　　在大学读书和任教的四十多年里，我参加表演或导演的剧目不少于二十个，许多剧名已忘却了，但几个比较大型的倒还记得，如《小城春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阿Q正传》、《钦差大臣》、《于无声处》、《年青的一代》、《渔人之家》（阿尔巴尼亚四幕话剧）、《辫子》（根据鲁迅小说《风波》改编）、《日出》（选场）等等。可惜我使用的表演或导演脚本一本也没有留存下来。

　　在此期间，有几件事似乎应该提及，这都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前半期的事。一是接受中文系委派，与电影演员孙道临、上官云珠、王丹凤等座谈，我作了《观众对当代中国电影的意见》的发言。二是在欢迎赵丹等著名电影演员的联欢会上，表演了高尔基1902年的剧本《在底层》中沙金的一段长独白。赵丹看后给的评语是四个字：准确、深刻。这分明是对我的爱护和鼓励。三是在1965年，受命为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前身）执笔创作了我国第一部反映前线大学生活的电影文学剧本《带枪的大学生》。剧本已二稿通过，摄制组也试拍了几组镜头寄回电影厂审查，“十年浩劫”一声炮响，摄制组轰然解散。《带枪的大学生》是厦门大学第一部自创的电影文学剧本，可惜夭折在襁褓之中。

　　我已退休多年，把这几十年有关文学和戏剧的文章结集出版，也许可以告慰我的先人：我没有虚度；告诫我的后辈：不能虚度年华。

　　摘自蔡师仁新著《文学与戏剧》（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12月，定价28元）蔡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