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解放街道的居民自治 让住户找到了舒心的感觉

　　3月16日下午，嘉兴市城东路11号院落的居民自治小组聚在院落里，开了个小会。

　　一阵风吹过，几个老人家都不由得打了个冷颤——前两天都是阴雨天，气温一下子降得厉害，“这两天天气冷，咱们的值班室太破旧了，挡不了风，晚上值班的师傅有点难熬，大家看看怎么办才好？”小组长朱祥龙抛出了今天的议题。

　　“要不跟社区说说，拨点钱重新修个值班室？”副组长边大发缩了下脖子，一个红色塑料袋被风吹到他脚边，他顺手拾起，很自然地塞进了口袋。

　　这样的事，要放在以前，边大发是打死也不会干的，“院子里有个塑料袋在飞，是很碍眼，但是关我什么事？我要搭把手，说不定人家就会在背地里笑我憨。”

　　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在小区里曾经非常流行。城东路11号院落，这个上世纪80年代落成的嘉兴铁路车务段宿舍，由于没有物业进驻，脏乱差自不消说，还成了小偷最乐意光顾的地方，连院子的两扇大铁门，都在2004年12月的一个深夜里，不翼而飞。

　　虹桥社区居委会主任孙国英一直记着这么一件事：“11号院落里种了11棵广玉兰，这些树从种下后就没怎么修过，20年了，茂盛的枝叶把二楼和三楼的阳台挡了个严严实实，2004年的时候，一个住二楼的老大妈找我说了好些次，说这树枝把他们家挡得没一点阳光，被子也没法晒，毛毛虫还会从树枝上爬到屋子里，希望社区能帮忙解决一下。”

　　于是，在2004年9月的一天，孙国英找了一个会修树的志愿者，早上6点就去修树了，“到8点左右，修了5棵树，我陪这个志愿者一起吃了早饭，就到别的地方办事去了，让志愿者继续修。”

　　“10点钟，电话打过来，说出事了。我到现场一看，报社、电视台，还有市长电话的，都在那等着我了。”原来，顶楼的住户不乐意了，到处打电话投诉。

　　这么一搅合，剩下的树就没修成，孙国英的心里别提有多憋屈了，“难过了好几天，觉得特别不被理解，这事，没法干。”

　　解放街道5个小区，治安案件发案率下降了80％

　　自治小组一成立，就做成了三件大事

　　2005年，解放街道想找一个小区搞“居民自治”试点时，孙国英马上替城东路11号报了名。

　　很快，街道和嘉兴铁路车务段共同出资替城东路11号院落安上了新大门，小区实现封闭。2005年5月1日，80户住户进行了一场民主选票，选出了8个自治小组成员，其中包括会计、出纳各一名。

　　自治小组定下了每户30元的收费标准，这些费用都用于小区的物业维护。社区干部将具体缴费名单和未缴费名单，以及费用开支定期上墙进行公布。结果居民之间相互监督，很快收费率明显上升。

　　虹桥社区主任孙国英告诉记者，上墙制度大大减少了社区干部压力，比如关于老社区树木修剪问题，居民意见经常不一致，结果一上墙公布，征求大家意见，让每户居民签字，最后事情办成了，居民也乐意了。

　　自治小组一成立，就做成了三件让大家刮目相看的事：一是找人把孙国英修剩下的6棵树剃了头，没有一个反对的声音；二是解决院子里的化粪池淤塞问题；三是小区越来越干净了。

　　“4.5平方公里，有134个小区，绝大部分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小区，都是路路通，没物业也不可能配物业，而解放派出所21个民警里，真正能腾出手来的，也就十来个人，”在2005年调到解放街道主管综治工作的时候，现任解放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的王金荣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盘子，“这样的情况下，单靠政府的力量，已经没有办法解决治安状况较差的局面。”

　　“但是进一步梳理，我发现，这些老小区，大部分都是单位集资房，里面住的人，互相都认识，知根知底。”基于这一点，王金荣提出了“居民自治”的构思。

　　但是他也坦言，自己也没有预料到，这个多少有点被逼出来的点子，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2006年，解放街道试行居民自治的5个小区里，治安案件发案率下降了80％。

　　城东路8号曾经有一句俗语：“大偷三六九，小偷天天有。”

　　“真是被偷怕了，我们这里靠近火车站，经常会有一些人，上火车前，到我们这捞一把。”居民自治小组组长李玉琴家住临街的2幢3楼，为了防盗，她和楼下2楼的住户索性用砖头把朝东的窗户给封了起来。

　　8幢的温从磊，是一个在嘉兴做手机生意的温州人，2006年1月份、2月份，家里连续被盗两次，“损失说大也不大，第一次是手机没了，第二次被偷了6000多元的现金，主要是觉得毫无安全感，”接连被盗，让温从磊一度起了到别处买房，搬出去的念头。

　　2006年3月，城东路8号也建立了居民自治小组，自治小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雇了一个看门师傅，负责每天晚上8点到第二天凌晨6点的社区安全。

　　从那以后，小区的105户人家，没有发生一起入室盗窃案。

　　现在，温从磊已经绝口不提搬出去的事，今年春节，他还自掏腰包，买了一台21英寸的彩电，捐给社区值班室，“给值班师傅解解闷。

　　被偷怕了的小区居民，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