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博弈力量正在兴起
3月6日，发改委主任马凯在全国政协工商联界别讨论会上表示，发改委今年将坚定不移地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以落实“非公经济36条”为工作中心，力争年底前出台剩下的12个配套文件。
“这掌声同时也是送给全国工商联的。”席间一位民企委员向《瞭望》新闻周刊介绍说，目前，民营经济已经占GDP的65％左右，占经济增量的70％-80％，2006年税收占到全国总额的9.28％，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以及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但在民营经济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之时，民营企业并没有获得相应公平的发展平台。一些部门在具体工作上或有意或无意、或直接或间接地限制民营企业，部分垄断企业出于维护自身利益需要，通过各种形式排挤民营企业”。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和纽带，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全国工商联为积极维护民营经济和民企的利益和发展，展开了“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政策影响工作，并在2005年2月，通过各方面力量影响和推动了被誉为民营经济“宪法”的“非公经济36条”的出台。在这份国务院文件艰难执行的过程中，仍然是全国工商联在各种场合呼吁相关部门加快推进。
“可以说，正是有了全国工商联这样有力的利益代言人，我国民营企业作为一个新生的利益群体，才能取得越来越多的政策和法律保障，并得以快速成长。”尤光付认为，尽管目前某些群体的利益诉求渠道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体制安排，但在新一届中央领导“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思想的引导下，许多新生的类似全国工商联这样的更加细化的利益组织，正在主动和积极地加入民主代言的政治生活当中。
一位参与《物权法》议案的全国人大代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说，“在《物权法》起草、审议的过程中，全国各地广大的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发挥了能量很大的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城市居民中购买住房户已达到45.2%，房产已经成为城市居民一项重要财产。
她介绍，许多小区业主在维护和争取自己合法利益的过程中，近年来通过民主竞选纷纷成立业主委员会作为自己的利益代表，主动积极参与到事关业主群体利益的社会博弈中，“尤其是在与物业公司发生众多法律纠纷的过程中，我国业主委员会这个新型社会组织不断成熟、不断壮大，一定程度上已经逐步形成具有坚实社会基础、有助于构建合理博弈格局的利益群体”。这一点集中反映在《物权法》起草、审议的过程中。
2005年7月10日，《物权法》草案向社会全文公布征求意见，在40天的时间内，就收到业主委员会占相当比例的社会各界提出的意见11543件。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派出调研组到全国各地听取广大业主的意见和建议，并给予特别重视。而草案中的不少条文就是在听取业主委员会和业主的意见、建议，反复修改后趋于完善的。
与此同时，《瞭望》新闻周刊发现，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内部常设的各委员会也以比以前更为主动和独立的姿态，加大了为不同利益群体实现利益诉求的工作。《瞭望》新闻周刊从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了解到，近年来，该委一直关注维护外资企业员工合法权益，并成立外企员工权益保护调研组，把长期以来拒绝在全球任何一家分店建立工会的沃尔玛作为重点调研对象，进行深入考察。
外事委员会与沃尔玛中国总部负责人坦率交换意见，表达了全国政协及社会各界对其在华长期拒绝建工会问题的高度关注，促其尽快成立工会组织。该委将调研情况以信息专报的形式向中央领导同志做了反映。
2006年7月，沃尔玛宣布在福建泉州晋江分店建立工会，这是其在全球建立的第一家工会。此后两个多月时间内，沃尔玛在中国的所有分店都成立了工会，引起了全球关注。沃尔玛最终同意成立工会是社会各界合力推动的结果，外事委员会相关调研工作对其最后下定决心，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最耐人寻味的一个新闻事件是，3月8日晚7点，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中石油北京销售公司旗下部分加油站启动为期一个月的汽、柴油让利活动。随后，中石油广东分公司以及中石油武汉部分加油站也随之跟进。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王晶给出的分析是，由于现在整个社会对油价垄断反映非常激烈，而且这次代表和委员们谈这个问题谈得也比较多，某些垄断企业选择在两会期间、北京地区、降价一个月是做给两会看。她甚至认为这是“以降价‘公关’两会”的举动。
不论这种分析是否中肯，但今年“两会”期间，明显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不少平日问题众多、常遭舆论批评的垄断企业和教育、医疗、建设等部门，都感受到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在此次“两会”上纷纷做出许多承诺、发布利好消息或坦陈不足等等。
对于这些景象，尤光付认为，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正在逐步形成的重要迹象。
构建利益均衡博弈机制
就目前而言，利益博弈失衡情况正在出现不少开始扭转的迹象，但要在制度层次上“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集团合理博弈的均衡机制。对此，孙立平认为当下应该从三个方面给于政策重视。
首先，政府的转型。就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而言，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困难的抉择：一个方面，面对经济高速增长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社会公平上完全必要；但另一个方面，目前的中国仍然处在一个格外关注经济的时代，社会公平绝不是也不应该牺牲市场中的效率原则，更不能改变二十多年的市场取向改革的方向。
因此，简单地说用社会发展为中心取代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恰当。可以考虑的思路应当是重心的多元化，突出体现在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上。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以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的政府。也就是说，政府的转型意味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变为以公共社会职能为中心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促进社会公平将成为政府的一种基本职能。
其次，再分配政策的调整。再分配与社会公平的关系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我国企业的税负特别是名义税率不轻，但税收效率不高、征税成本很高，大大折扣了国家再分配的财力；第二，个人收入所得税对高收入群体税收的征缴存在一些漏洞，难以成为调节贫富差别的有效机制；第三，国家财政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资金比重较小，大量的资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
可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集团合理博弈的均衡机制，首先是要改善国家的再分配。近年来，国家再分配大力向农村和城市困难群体倾斜，但力度仍然应该加强。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要增加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同时需要改变目前保富不保贫的社保模式）和农村基础教育及医疗的投入。
再有，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主要体现在劳资关系上。资强劳弱是世界上一种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目前的我国同样存在。
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涉及劳动者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的声音是微弱的。因此，要建立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劳资关系。
“建立利益均衡机制的基础，是形成利益表达机制及能够容纳利益表达的制度安排。”孙立平认为，对仍然年轻的共和国而言，这个过程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如果不开启利益表达大门，则利益矛盾无法解决且会日积月累从而酝酿出更严重的危机；如果开启，以诸多利益矛盾为基础的表达行动往往会以不可控的方式和力度冲击试图为它提供空间的体制，严重者会造成社会的动荡。
“因此，必须在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之间取得平衡，底线是社会稳定，上限是利益表达，两者之间的就是形成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空间。”他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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