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民众权利，法院不应偷懒

　　中国观察之秋风专栏

　　重庆“史上最牛的钉子户”经历了一场虚惊:3月22日，重庆九龙坡区法院只是召开了一次通报会，并未实施强制拆除。法院解释说，法院使用强制执行的手段时有相应的法律程序。这意味着，强制执行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利剑随时落到杨吴夫妻头上。

　　按照现行的拆迁流程，开发商从政府那里拿到土地建设使用权，但与杨家始终未能达成拆迁补偿协议。开发商便找政府，而政府负有向开发商完整交货的商业责任。有这层关系，九龙坡区房管局当然会作出要求杨家拆房的行政裁决书。杨家人拒绝签收，房管局便向同在一个屋檐下的该区法院提起《先予强制执行申请书》。法院认定，房管局的拆迁行政裁决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无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的行为。”法院接着又说，必须对杨家运用自己手中的强制执行权，理由是，“不及时执行可能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笔者的第一个疑惑是，杨家不走人，将会损害哪个利益？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还是他人的合法权益？笔者无由看到法院的强制执行文书，遍查媒体也不知究竟。但此事干系极大，法院总得给个说法。

　　从当地行政部门官员的话说，杨家拒不离开，会损害“公共利益”。因为，杨家孤房影响商业开发，而按照政府的逻辑，商业开发就是城市建设，因而也就是官员眼里最大的“公共利益”。吴苹反对这种逻辑，说商业开发根本不是公共利益。江平教授出面质疑说，不能吴苹说不是公共利益就不是公共利益。这意见当然十分正确。但人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不能政府官员、开发商说拆迁是公共利益，就是公共利益。

　　谁来决定杨家走人是不是公共利益所系？本着法治的理想，人们期望法院来作出判断。但是，支持政府强制拆迁的法院，对于本案究竟涉及到什么样的公共利益，却没有进行论证。法官判决的力量不是来自国家的强制，而是来自理性的力量。法官要让自己的判决顺利执行，必须给出合乎法律规定同时也合乎天理人情的论证。这论证不仅为了说服当事人，也是为了向法律人共同体表明，自己尽到了法律人对正义的责任；更是为了向整个社会证明，法律对行政机关和普通公民是平等对待的。法官要让杨家人违背自己意愿执行房管局的行政裁决，就得公开地讲出点道理。但法院似乎省略了这道手续。

　　法院之所以讲不出详尽而明晰的道理，可能是因为，法院在认可房管局行政裁定书时，没有对该行政行为所涉及的实体争议进行审理。法院对房管局拆迁行政裁决书的认可，主要基于程序合法性审查的结果，法院称赞这份行政裁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无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的行为。”但这就足以让法院强制杨家人执行那份行政裁定吗？

　　大多数人会承认，设立法院，不是为了雇一帮人来查看行政文是否书写得合乎法律规定的格式，如果是这样，法官跟语文老师就没区别了。设立法官的目的，是希望有一些正直的专业人士，秉持理性，以公义之心，深入探究每个争议内在的是非曲直，告诉当事人哪儿做错了，哪儿做对了，从而恢复正义。准乎此，法官仅以行政裁定书合乎程序为由，即决定强制该行政裁决书，似乎是一种偷懒行为。

　　法官可能会说，行政机关对开发商与拆迁户之间的争议已经作出了裁定，法院只需审查该裁定书的程序合法性就足够了。但这样一来，法官就拆除了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之间本应有的防火墙，法官认可行政官员是法律的实质裁断者。那社会还要法官干什么？毕竟，法治的理想是:法官才是法律最终的裁断者。

　　法官或许又会说，现行法律只授权法官审查行政裁定书的程序合法性，而不能审查其实体内容。但如果是这样，法院根本就不应当启动强制执行程序，因为强制执行并不是强制那张纸，而是强制活生生的人，法院的强制执行必定改变实体性法律关系，法官对此必须给出自己的理由，而不是简单地说一句，房管局的行政裁定书看起来合乎格式，就轻易地认定行政裁定的内容是正确的——稍具常识的人都不会这样推论。

　　当然，类似情形见诸各地，强制拆迁经常是以法院强制执行的方式进行的。人们本来相信，法院是正义最后的寄存所，但现在，法院没有经过详尽审查，即给行政机关的决定盖上一枚鲜红的大印，并积极地充当行政命令的执行者。如此颠三倒四的行政、司法关系，能否切实保障人们的财产权？

　　(作者系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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